图为北京门头沟炭厂村打造的神泉峡旅游景区。资料图
近些日子在乡村转悠，看到新生经济的成长有点兴奋。产业的选择已成为社会和乡村同聚的焦点，对着这些“眼见为实”的例子，想说点所思所感。
就产业选择看，乡村旅游是一种现实出路。几十年的改革，新的发展因素毕竟建立起基础，市场机制下，要素总是自然流入资源洼地。恰逢此时，乡村旅游迎合着城市需求，利用乡村综合资源空间，企业家妙手连接城乡市场，置于其中，说服乡村，规划设计、投资改造、网络传播，获得了很好的产业效果。附着在这个“产品”上，优质农业产品、地方民俗文化和大自然多种恩泽，形成乡村发展的综合优势，市场就做开了。
其实说乡村旅游只是个代表。这样的条件环境，适应城市需求，以乡村和农业为背景，企业家主导，农民参与其中的，包括康健、文化、体育等多种城市需求内涵的新型融合型产业应运而生，风生水起、势如破竹、并快速成长。眼下的产业选择，没有比这个行当更合适，花开花落自有时。
就投资主体看，进入乡村的各种“势力”中，企业不是最强的，但投资效率最好，做到了有利可图，这恰恰是振兴的关键点，乡村有了效益。在北京郊区，“隐居乡里”“阿卡”“庄家”这类民营企业和“首旅集团”等国有企业都很活跃，其参与投资的乡村，都有明显变化和较大地发展，提高了村集体或相当一部分农户的收益。
企业这类投资，服务人群锁定“城市白领”，价格高出传统旅游多倍，设计和改建理念实用前卫，乡土文化、自然环境和标准化服务结合，成为投资成功的要诀。百姓受益水平随企业扩大而不断增长，喜上眉梢，美在心里，眼下是好处多多。
包括政府在内，在众多投资乡村的主体中，企业最为适宜，这主要是由主体的功能决定，什么功能干什么事。对乡村而言，政府“花钱”的政策选择，不要脱离公共服务的功能。在基层对不脱离公共性的政府投资，广受欢迎，嘉誉不断，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政府投资于生产需要谨慎，因其特性和特长都不在这里，即使公共服务，有条件借助企业性质的组织来承担的，也会比单纯行政性行为更为有效。政府政策的重心，是把多种力量协调在一起。
在各类企业选择中，民营比国有更具优势。观察实际效果，国有企业在精准性、经营性效果和管理精细化程度适应乡村的能力都不如民企。民企的本质在于灵活性特征，经济型特性、综合性特点，扎根乡村、快速反应、随时应变、随机协调，这些能力都比国企在适应乡村市场时有更多优势。民企的投资者一般也是直接经营者，自己直接感受投资效果，老总天天“泡”在村里，谈合作拉得下脸皮，讲标准敢瞪眼睛，亲手操作，手把手训练，这些国企老总做不来。乡村的分散性和农民性特点，国有经济时有水土不服的情况。
企业家中有两类人作用值得高度重视，一类是改革开放初期闯荡于城乡市场，办过企业，有过经营实践，甚至是发了财的，现在回到乡村，成为管理者，他们占有两头优势，一方面高度熟悉乡村环境和人性;另外经过在外历练，使他们高度认同并积极追求现代经济形式，有着按现代理念改造乡村的强烈主张。这种领头于乡村的基层干部，该用特殊政策给以肯定，以便招回更多的人。笔者所到之处，经济社会蓬勃兴旺的村庄，领头人中这类居多。
另一类是有专业经验、懂市场，能够理解乡村的民营投资者。其眼光独特，有某一方面特殊的专长，或懂规划设计、或懂土地政策、或专业从事过或十分熟悉网络经济。专业学问和实践经验、市场需求和资源要点、管理经验和性格特征，都具备将乡土资源和城市需求通过现代传播手段组织在一起的才能，尤其是肯于在乡村吃苦创业，不厌其烦帮助训练农民。对这类人该从他们的成就出发，给予特殊的政策奖励和支持，使他们顺利进入并愿意长期在农村留下来。
对正在乡村做事的人，笔者有三点建议：
不要寄托于去寻求特殊政策，可以争取，但不要依赖，尤其是纠结于产权和金融政策达到企业要求的程度不易。心生的怨气，只会降低自己的信心。关键是在实践中找寻产权创新的合理形式和金融合作新的路径。基层新的创造是新政策的基石。
不要急于求成，急功近利，更要防止毁于农民的愚昧和情绪。现在指责农民的言论多起来，农民对一些不公平的社会政策的情绪发泄于社会，这是不良征兆。让农民获利，以利诱导，手把手传授，农民会还以理智。
融合性产业的基础是农业和农村。在产业融合时最易忽略这个基础，旅游休闲越来越多，产业越来越偏出农业的方向而成为点缀，不真实的农业和乡村环境最终会影响产业效益。在农村不能丢农业，保乡村，还要做实农业。不用看得太远，农业要借助市场效益来加强，最重要的是形成具有优势的现代产业能力。虽是后话，虽也很难，但也要提醒，这是所以称为乡村的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