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90年代起，浙江就成立了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领导小组，由分管农业的副省长任组长，11个厅局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在全国一些省份陆续撤销“领导小组”之时，浙江的农民减负工作不仅没有削弱，而且自我加压，每年定政策、落责任、搞督查，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在农民减负方面探索出了许多新思路、新做法，为全省“三农”事业的健康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显性文章隐性做
浙江从1992年起，就开始集中清理农民负担项目，并创造了诸多率先：2002年，取消屠宰税、农业特产税、乡统筹费等面向农民征收的政府性收费;2004年，对种植油粮作物的农民免征农业税;2005年，正式告别延续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全面停止征收农业税……一时间，大众欢呼：浙江农民迎来“零负担”时代!
然而，农民负担真的彻底解决了吗?对此，浙江的认识很理性，也很清晰：零农业税并不等于“零负担”，在显性负担隐性化的趋势下，农民负担依然严重存在，只不过收费的领域、项目、方式、主体、对象都发生了变化，这是一项长期任务。
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专门强调：坚持“多予少取放活”，不断增强“三农”的自我发展能力，增加“三农”投入、减轻农民负担、创新发展模式，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创造性，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民创业致富能力和农村可持续发展能力，这是科学发展强“三农”的基础条件。
这一讲话精神为浙江农民减负工作的未来走向明确了方向，也立下了定海神针。原浙江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李剑锋告诉记者，最显著的变化就是，植入城乡统筹的理念，对新形势下的减负工作予以重新审视，将更多目光聚焦隐蔽性的农民负担，同时高度重视村级组织的减负。
记者看到，早在2009年，浙江就率先全国出台《浙江省建立预防和控制农民负担反弹的实施意见》，建立“八大机制”，严防农民负担反弹。2011年，为统一规范全省村级公益事业筹资筹劳及财政奖补工作，浙江就出台了专项规定;同年，为从源头遏制乱收费行为，建立向村级组织收费审核和村级向农民收费申报制，并将乡镇“三资代理中心”作为农民负担监管的“监视器”。2014年，浙江还出台加强村级非生产性开支监督管理的意见，进一步遏制村级组织开支不规范问题，减轻村级组织负担。
此外，浙江还把减负的视角扩至日益壮大的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总之，无论是村民，还是村级组织，又或是农业主体，只要对收费项目存有疑虑，就可将线索反馈至各级农民负担监管组织。随着工作的深入，大伙儿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各级政府和部门也把农民负担作为“高压线”。
这几年，最明显的，就是浙江各地抓减负越来越具体和细化。比如，针对省级“三年一轮回”暗访查到的涉农电价执行不到位，2017年，台州市电力局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共清退近15万元;
温州整治村级老年协会财务乱象，村级集体回收资金资产约38亿元。
最近三年，浙江开展对村级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乱收费等专项清理，共清理收费项目28个，减轻农民负担超过了4800万元。同时，持续开展省市县三级联动，对下级党委政府及同级涉农收费部门进行年度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专项考核，考核结果在全省通报。绍兴市柯桥区还把违反农民负担事件与党风廉政建设挂钩，列入部门、镇街岗位目标责任制考核。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副巡视员徐建华认为：“尽管浙江农民人均收入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省区第一，但农民减负工作一直在路上，通过与时俱进抓，不断发现和解决新问题，所发挥的功能价值并没有因此弱化，特别是在实施乡村振兴发展战略中，减负维权依旧任重道远。”
用增收促减负
盛夏时节，行走在海拔530米的磐安县尖山镇陈界村，一派翠绿，山风习习。只见小洋房错落有致，皇城湖碧波荡漾，荷花谷十里飘香，随便走进一户农家，总能看到三三两两的外地住客。
有谁能想到，这样的一个村庄，过去一路的“黄金泥”，下雨天，人人都成了“泥腿子”，因为地处偏僻，山里特产运不出，外面信息进不来，自然穷得叮当响。2007年，村里人均收入还远低于全县平均水平。如何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村里作出重大决定：打造以“药园”为特色的农家乐集聚村。没想到一炮走红，游客纷至沓来，许多村民见状后，回乡开起了农家乐。
目前，陈界村有29家农家乐经营户、3家高端民宿，全村一半以上人口，都从事着农家乐相关产业。尽管成效显著，但村里发现由于旅游业态不丰富，整个发展缺乏后劲动力。
外出考察学习后，陈界村决定发展水上观光嬉戏项目，在县镇两级的帮助下，投资200万元兴建了一个游船码头，并成立游船观光公司。去年5月才刚试营业，游船收费每人30元，快艇每人50元，仅一个月，就已收入4万多元。旺季时，项目可为村集体经济年增收100多万元。
记者了解到，像陈界村一样，“民富村穷”是浙江许多农村发展遇到的新瓶颈：村级运转经费靠“补”，公益事业发展靠“捐”，基础设施建设靠“要”。据调查数据显示，2016年，浙江省村均集体经济收入达130余万元，但发展严重不均衡，当年集体经济收入在10万元以下的村仍有6920个，占全省总村数的近四分之一。而另一方面，村级集体经济支出则明显提高，以致村级负债率居高不下。
对此，浙江的思路是“用增收促减负”。在原浙江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郑娟看来，减负的真正目的不仅是减轻农民负担，而是要整体提高农民收入。面对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新动向，只有集体兜里的“黄金米”满起来，才有底气为百姓办实事、办好事，农民负担才能彻底减下来。“举个例子，浙江每个村都配有相应的保洁人员，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笔开支理论上可以向村民收取，但如果村集体财力雄厚，就可以由村集体承担。这就从另一个层面为农民减轻了负担。”郑娟说。
2017年，浙江启动实施“消薄”三年行动计划，当年省财政拿出1.55亿元专项资金，加强对重点县集体经济发展项目的帮扶支持，带动各级共投入28亿元用于“消薄”。
据介绍，经过两年的攻坚战，截至去年底，浙江6920个省定集体经济薄弱村中，已有6171个村达到年收入10万元且经营性收入5万元以上，完成三年“消薄”总任务的近九成。
移风易俗减负担
非亲人员随礼不超过100元;婚嫁双方合办婚宴的，宴席桌数不超过30桌，单方操办的，不超过20桌;其他喜事不超过5桌，丧事不超过20桌……去年，丽水市政府发出的这份关于开展婚丧喜事陋习治理工作的通告，在社会上引发不小反响，也戳中了不少人的“心头痛”。
近年来，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情消费水涨船高，成了农村很多人难以启齿的“甜蜜负担”，甚至让在外务工人员心里发怵，不敢回家过年。在李剑锋看来，新形势下的农民减负，不能光把目光停留在账面和项目上，还应放在破除陋习、发扬新风，利用移风易俗来减轻“人情负担”。农民减负应该是全方位的，360度无死角。对此，这几年，为了遏制不良风气，浙江许多地方各出奇招。
青田县是有名的侨乡，上世纪80年代，华侨回乡办丧事，为感谢当地乡亲帮忙，就会给参加葬礼的亲朋送红包，没想到几十年下来，成了一种恶习：一些华侨出于争面子，发红包的金额高达三五百元，久而久之，竟有了专职参加丧事领红包的“职业人群”。
其实，大家都想减轻办丧事的负担，可要改变风俗，关键看谁当“娘舅”，谁先带头。仁庄镇的招数很灵光：首先，召集当地侨领座谈，大家签下承诺书，未来办丧事一切从简，给村民树榜样;其次，成立红白理事会，提供公共服务，以解除后顾之忧。有了第一户带头示范，后来，大家都自然而然不发红包。紧接着，镇里又因势利导，提出了丧事简办的量化标准。现在，像最普通的家庭，办场丧事最低可节省3万元。
农村文化礼堂是浙江推出的一项民生工程，记者采访发现，如今，婚礼放在礼堂办蔚然成风。当然，背后地方政府也做了不少工作。比如：将婚礼需求的场地空间，以及灯光、音响等设施装备，纳入文化礼堂的规划设计方案;又比如：开发花轿迎亲、拜堂合礼、吃合欢饺等一系列传统仪式，既融入传统文化，又体现现代元素。
从比排场、讲气派，到现在比文化、晒家风，既让主人家省去不少置办费，也减轻亲朋好友们的“人情负担”。像天台县的白鹤镇，83个村均制定了移风易俗的村规民约，减少办酒桌数，拒绝高价菜单，引导文明新风，一年下来，可减轻农民负担超过千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