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下姜村风貌。
2018年9月27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中国浙江“千万工程”荣膺全球环境最高奖“地球卫士奖”。
说起“千万工程”，让人不由得不把思绪回转到十五年前。
十五年前的2003年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也是一个注定被载入中国乡村发展史乃至中国历史的日子。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部署启动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环境为重点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亲手拉开了美丽浙江建设的帷幕。
十五年接力传承，秉持真挚深厚的“三农”情怀，真金白银投向农村，真心实意干在农村，拆违建、清垃圾、治污水、兴产业，掀起一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同行的乡村大变革，曾经暮气沉沉的失落村庄变成了一个个生机勃勃的富美乡村。
十五年久久为功，山区、丘陵、平原、城郊、水乡、海岛各美其美，既是农民的幸福家园，也是市民的休闲乐园。
重整河山十五年，诗画江南尽村野。初冬时节，记者循着习近平总书记当年擘画的“千万工程”时间表、路线图，从2003年至2007年5年间召开部署会、现场会的所在城市中，实地走访了五四村、野马村、大陈村、下姜村、后岸村，近距离观察，探寻浙江村庄十五年淬火与涅槃的成功密码。
五四村
11月27日，记者来到第一站五四村。一条长长的柏油路直通村里，高大粗壮的水杉矗立两侧，犹如列队欢迎的士兵，守卫着宁静美好的村庄。对记者视觉冲击最大的就是隐匿在山水之间新颖别致的农家别墅。很难想象，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曾因开山采石终日灰头土脸。村民们说，五四村多亏了“千万工程”，否则就不可能成为悠然人居。
2004年7月26日，非同寻常，因为全省“千万工程”工作第一次现场会在湖州市召开。遗憾的是，五四村不是现场会参观点。
2014年11月13日，非同寻常，因为全省“千万工程”工作第十一次现场会在德清县召开。幸运的是，五四村是现场会参观点。
是什么让她实现了这个“美丽蜕变”?
十五年前的湖州市德清县五四村，和周边很多村一样，环境只能用“脏乱差”来形容。不仅如此，这个平凡的农业村还穷得叮当响，仅电费就欠了3万多元。
刚上任不久的村党总支书记孙国文，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还是禁不住大吃一惊。孙国文说：“村里这个烂摊子，非收拾不可了。”
从哪里下手呢?孙国文自掏腰包垫付电费，还在大会上公布自家财产，意在一心为全村人“打工”。接着，他把企业管理理念引入班子建设，把村里脱产领“饷”的位子全裁掉，最后只剩下4人，实现减员增效。
班子理顺后，孙国文亮出了“三板斧”：关矿山、修路、通自来水。以前，村里大小共有3座石矿。孙国文说，每当听到炸山声，心上就像被谁打了一拳，附近村民们也不堪其扰。前后耗时五六年，矿山才被彻底关掉。
修路也是困难重重。村民姚振荣家就在马路边，要拓宽路面，就要把他家的房子往后退3米，但姚振荣坚决不同意。6个月下来，孙国文往他家跑了几十次，都无功而返。后来，找到姚振荣的朋友来一起做工作，才解开了他思想上的疙瘩。
2003年以前，五四村找不出一户有抽水马桶的人家，即使装上了，没有自来水还是白搭，全村人用的都是露天茅坑，臭气熏天。
孙国文感同身受。要解决这个问题，通自来水是前提。为了通水这事，他找领导、跑部门、筹资金，累并快乐着。他说，通水那天，老百姓别提多高兴了。
“自来水这一通，不仅通到了家家户户，还通到了村民心里。”孙国文说。
对此，村民很服气，称赞孙国文“是个干实事的人”。
按理说，接下来的村庄整治工作应该进展很顺利，其实不然。2014年，德清县开展垃圾分类试点。孙国文在五四村“两委”会议上提出，“要去县里争取这个试点”。
有人提出异见：“这事咱就别凑热闹了。这垃圾分类城里人都做不好，咱农村人就更难了。”“孙书记，就算想搞垃圾分类，可说得容易做起来难，要改变农民传统的生活习惯，哪是一朝一夕的事啊!”
孙国文不以为然，他说：“德清要推行城乡一体化，我们五四村也在搞乡村旅游，垃圾分类是必然趋势。我们不仅要做，而且要做得最好。”
在五四村，每户门前都有一只蓝色垃圾桶，专门用于投放厨余垃圾，村里配备了厨余垃圾收集员。每4-5户再配一只绿色垃圾桶，用于投放不可腐烂垃圾。
“每天早上，垃圾收集员上门收运蓝色垃圾桶里的厨余垃圾，运到村垃圾资源化利用站，进行生物发酵，变成肥料再利用。”孙国文说，产出的肥料有一部分会作为奖励发给参与垃圾分类的农民，还有一部分用到绿化养护上。
今年68岁的垃圾收集员韩来根有一项特权，将每户家庭垃圾分类的执行情况上报给村里，并从中选择20户左右的家庭向村里提名。村里再从提名家庭中，有针对性地调查考核，最终确定10户垃圾分类示范户，进行隆重表彰。
“垃圾分类、提名考核、评选表彰，对五四村来说不是一件小事。”孙国文说，如果有十年的坚持，全村可以积累百户示范户，就能带动全体村民渐渐养成和巩固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成为全村人的自觉追求、自发行为。
为激励更多村民参与进来，五四村将智慧化监管体系运用到垃圾分类工作中。通过每户垃圾桶设置电子标签、收集人员配备手持扫码设备、建立厨余垃圾积分管理系统等措施，为收集人员绩效考评及积分兑换激励机制提供科学依据。
目前，五四村垃圾处理已建立起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及定点投放、定时收集、定车运输、定位处理等制度。
来自杭州的游客刘青，看到村民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感慨地说：“这些我们城里人都不一定能做到的，没想到五四村村民却做到了，了不起!”
随着村庄环境改善，过去10多年不见的画眉、喜鹊和一些不知名的鸟儿，叽叽喳喳地在花丛中鸣唱。走在洁美的村道上，犹如置身公园，自然山水如画，一户户农家别墅点缀其间，可谓是“人在画中游，景在心中留”。
同时，五四村完成环莫干山异国风情休闲观光线五四段建设，成为浙江十条美丽乡村精品线路之一，开通“美丽乡村公交专线”，建成城市公共自行车村级服务点，全村WiFi、监控全覆盖，把村庄真正建成了悠然人居。
“五四的美无与伦比。”孙国文骄傲地说，“中联部2015对话会在德清进行实地考察。30多名外国代表组团走进五四村，体验乡村生活。其中有3名外国前元首开玩笑向我表示，想要到五四村移民。”
与村庄环境整治同步推进的，还有乡村产业发展。10多年间，五四村通过耕地100%流转、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打造特色农业生产基地、发展全域乡村旅游，完成了传统农业向规模化、精细化现代农业和休闲农业的完美转型。
如今，五四村已从欠账过日子的薄弱村变成了生态富美的美丽乡村。2017年村级集体收入328万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万元，成功创建国家3A级景区，先后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等荣誉称号。
“如果没有‘千万工程’持续推进，五四村不可能实现‘美丽蜕变’。实践证明，习总书记当年的战略部署是真英明。”孙国文说。
野马村
第二站，野马村。午后，记者坐着小型河道保洁船，与保洁员一起开始河道巡逻，映入眼帘的是水清、岸绿、鱼跃。村民告诉记者这条河道以前竟然臭气熏天、死猪漂浮，实在难以想象。近年来，野马村通过实施“五水共治”(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道路硬化、垃圾收集、村庄绿化，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蜿蜒清澈的河流，像一条玉带舞动在江南水乡。
野马村出名，不是因为马，而是因为猪。
位于嘉兴平湖市的野马村，90%的农户在养猪，农民40%的收入源自养猪。
猪粪多、河水黑、空气臭，是当时野马村最真实的写照。转折，就在一夕之间。随着“千万工程”整体推进，按照省、市等美丽乡村建设规划，2009年，野马村开始推进规模养殖户“两分离、三配套”治污设施建设，即雨污分离、干湿分离，配套建设干粪棚、沼气池、沼液池。
“两分离、三配套”治污设施建设，虽对河道污染有所缓解，却无法根治，更无法与养猪的利益诱惑抗衡。
随着肉猪行情走俏，平湖市、南湖区、海盐县交界的“猪三角”迎来新一轮扩张。野马村的农田里瞬间“冒出”大量猪舍。带着“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村民王雪根也在门前的农田里，建起700多平方米的新猪舍，母猪头数从2003年的5头，迅速增加到2013年的21头，年出栏生猪500多头。
“1头母猪平均每年产生5000元效益。1户家庭，只要养3头母猪，就能支付全年的家庭开销。若养10头母猪，就基本小康了。”这是村民公认的逻辑。
彼时野马，人猪关系严重失衡。野马村第一书记王亚勤说，野马村有1853人，耕地2221亩，常年生猪存栏30205头，1头猪每天的排泄物相当于6到7个成人的排泄量，意味着野马这片土地上生活了20多万人口，其密度是杭州主城区的25倍。由于是混合饲料饲养，猪舍气味非常难闻，成为野马最大的污染源。
由于养殖条件、养殖技术等因素，野马村生猪大量死亡。2013年，仅王雪根一家，就死亡了100多头，有的进行无害化处理，有的直接扔进河道。
“当时的河道几乎变成一条干河，除了猪粪猪尿，就是死猪和苍蝇。”王雪根说，“由于江南河道相互贯通，一下雨，有些腐烂病死猪就顺流而下……”
黄浦江死猪事件后，嘉兴市结合“三改一拆”行动(旧住宅区、旧厂区、城中村改造和拆除违法建筑)，加速推进对无序生猪养殖业的整治。平湖市打出“五水共治”等“组合拳”，深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野马村按照从生猪规模养殖户，到河道两岸50米范围内养殖户，再到散户的拆违顺序，迅速掀起一场拆除违章猪舍的高潮。
刚开始，很多村民都不愿意、想不通，大家都把矛头指向王亚勤。村民说：“你让我们拆，除非先把你们村干部自家的猪舍拆了!”王亚勤铁面无私，先拆了弟弟家的200平方米猪舍，其他村干部也纷纷带头，卖猪、拆棚。
陆蚕良是野马村最大的生猪养殖户，每年出栏量在8000头左右。为了拆除违章猪舍，王亚勤多次跟他交流，帮他转产出谋划策。最后，他主动退养，在全村老百姓面前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当然，拆违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每当说起这件事时，王亚勤都会潸然泪下。她夜以继日地工作，但有些人并不理解。有一天，一个农户对拆违不满，在自家边骂边砸东西发泄。王亚勤前去劝说，正在这时一个玻璃杯砸过来，杯子碎了，王亚勤额头鲜血直流。
“我当时始终坚定一个信念，只要是为老百姓好的事情，我们要用100%的努力去做好，尽管老百姓一时不理解，以后他们会理解的。”王亚勤说。
“最终，我们共拆除违章猪舍12.3万平方米，全村481户，平均每户拆掉255平方米，成功创建成‘无违建’村。”王亚勤说。
违章猪舍拆除后，野马村在村庄整治上，走实“三步棋”。
疏堵结合，水岸同治。针对历年淤积河床的畜禽粪便等污染物，扎实开展清河专项行动，把全村22公里河道进行全面清淤疏浚，建设生态护岸6.2公里，新增岸坡绿化两万平方米，建成亲水平台5个。
环境整治，强化保洁。抓好违章猪舍拆后建筑垃圾清理，发动农户规范杂物堆放、清理建筑垃圾;组建围墙整治施工队，利用猪舍拆除砖瓦，融入设计元素，修复形成具有江南水乡风格的围墙;加强河道和村庄日常保洁。
基础建设，提升功能。加快通村、通组(户)道路和桥梁建设，建成启用村便民服务中心、文化礼堂、乡村记忆馆和村级标准化卫生服务室，村级公共服务硬件水平明显提升。按照“一户一景”的标准实施村庄绿化，体现村庄特色。
与此同时，野马村还千方百计为拆除违章猪舍的农户找出路，确保退养户减产不减收。比如加大土地流转力度，这些土地一部分用于农业招商壮大集体经济，“消化”闲散劳动力，一部分用于鼓励本村农户转产转业。联合上级部门举办每半年一次的生猪退养户招聘会，还通过劳务输出，在河道保洁、垃圾收集、中小河流整治、农村生活污水等建设项目中解决一部分剩余劳动力实现就业。
当然，最能体会这种变化的还是村里的群众。王雪根说得很实在：“猪舍被拆后，我都60多岁的人了，不养猪，能干什么。没想到，现在我和爱人都成了村里保洁员。一年下来，两个人纯收入5万元左右。”
改变命运的不仅是个人，还有多年消沉的野马。
如今的野马村，天蓝、地净、水清，宜居、宜游、宜业。野马村环境变美，也迎来了众多投资客，目前已有大圃子、隆鑫农场等多家果蔬企业入驻野马，乡村产业风生水起。
“十五年来，我们得到上级支持资金1亿多元。平心而论，‘千万工程’真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主心骨’。没有它就不可能有我们现在的野马。”王亚勤说。
大陈村
第三站，大陈村。漫步在山环水潆、林木葱郁、白墙黛瓦、人文厚重的大陈古村，记者内心感受到的是宁静与踏实。曾经的破旧萧条已不见踪影，可几百年的徽派风情仍然清晰可辨。大陈村不仅处理好了保护历史文化与村庄整治的关系，而且还用传唱村歌的方式使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实现完美结合。
衢州市江山市大陈村，古老而多变。
距今已有600余年历史的浙西古村大陈，是徽州汪氏后裔的聚居地。独禀的钟灵毓秀，深厚的文脉积延，淳朴的民风民俗，孕育了流芳百代的大陈文化。目前，大陈村荣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十大最美村庄”等称号。
而10多年前大陈村的模样可远远配不上这些名号。大陈村不仅“垃圾到处扔、污水随地流”，而且人心涣散、上访不断。2001年，因一则负面新闻，被央视《焦点访谈》曝光，让大陈成为热议焦点。
家乡如此破败，让汪衍君感到无比心痛。
作为大陈的子孙，汪衍君无法接受眼前的大陈。2015年，在乡亲们的动员下，军人出身的汪衍君回到大陈，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他暗下决心：借助“千万工程”这股东风，一定要改变大陈面貌，让大陈重绽辉煌。
大陈村是古村落，人文底蕴深厚。开展“千万工程”，如何处理好保护历史文化与村庄建设的关系?如何使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完美结合?
面对这些难题，汪衍君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坚持规划先行，不规划不设计，不设计不施工，专门邀请专业机构编制《大陈古村落保护与开发建设规划》，对村庄基础设施和古民居、古祠堂、村落景观进行整体规划设计。
在规划引领下，汪衍君深刻地意识到，要推动村庄面貌改变，必须从环境卫生抓起。于是在村头巷尾，人们经常会看到一位高大壮硕的汉子在弯腰扫地，甚至蹲下身子从石缝中抠烟头的场景，这个人就是汪衍君。
从一把扫帚开始，汪衍君身体力行带头扫，村“两委”干部跟着扫，组织党员接力扫，发动全体村民一起扫，一把扫帚扫出了新景象。
在此基础上，汪衍君又带领党员干部打响了“三改一拆”“五水共治”“小城镇综合整治”等一场场攻坚战，取得了一个个不俗成绩。
最难的就是修护古村。
古祠堂、古民居、古巷道遍布其间，记载了大陈曾经的荣光。然而由于长期疏管失修，大多已破败不堪。修护好古村是大陈人共同的梦想，但又面临着千般困难。最大的“拦路虎”，就是缺乏保护建设资金。
面对难题，汪衍君迎难而上。凭借军人特有的一股韧劲，经过多年努力，汪衍君整合到上级各类资金7000多万元。依靠这些钱，先后实施了大陈汪氏宗祠以及30多座民宅的修复;以古民居为基础，建成了大陈汪氏名人馆、红军纪念馆、古村文化广场等。
与此同时，大陈村还实施了古村三线(电线、网线、有线电视线)下埋、污水治理工程，开展了房屋外立面整治，统一制作仿古店招牌，对一批与古村环境极不协调的违章建筑进行了拆除……
在汪氏宗祠右前侧，新建有3幢3层楼民房，严重影响祠堂整体效果。于是，汪衍君劝说他们拆迁。其中有一户，户主在衢州一家企业做厨师。为了做通他的工作，汪衍君前后跑衢州22趟，最终啃下这块“硬骨头”。
汪氏宗祠重新焕发活力。通过还原历史、赋予生命，大陈村民找到了乡愁的记忆、文化的营养。全国各地汪氏族人也纷至沓来，寻根问祖。而陈列在宗祠内那张一年一照的全村福，则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千里之外，心系故乡。
从2012年起，“千万工程”进入深化提升阶段。浙江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同时，又把“加强公共服务”和“推动以文化人”当作“千万工程”的两翼，在农村大力推进文化礼堂建设，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和全省其他地区相比，江山市的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新增了自选动作——“建一座礼堂，唱一首村歌”。这一决策，让文化的歌声流淌于广袤山乡，农村从昔日的送文化、种文化，变成了农民“秀”文化、赛文化。
2013年4月17日，在汪氏宗祠，《好客赵家》《幸福乡村曲》《妈妈的那碗大陈面》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村歌，赢得了大家的阵阵掌声和叫好声。一位浙江省领导发表即兴讲话：“你们今天发出的声音，我认为是浙江的最好声音!”
平时，汪衍君亲自教唱《妈妈的那碗大陈面》，在全村开展了“全民唱村歌”活动。唱村歌不仅成为村民的一个常态活动，还一路唱进中央电视台，还被制作成MV，作为国礼赠给参加2016杭州G20峰会的外国元首和嘉宾。
如果要问大陈村村民：村歌到底有什么好的?或许他们难以说出什么大道理，不过他们对村歌已形成共识：村歌代表着一种信仰，更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因为在嘹亮的歌声中，村容村貌在变，乡情人情在变，村民精神面貌在变。
今年76岁的大陈村村民汪衍勤，天天忙得跟个小伙子一样。
汪衍勤，中等身材，精神矍铄。当过兵，在部队是文艺爱好者。老汪退休后，便陪母亲回乡养老。2012年开始，他就成为大陈“读书吧”的义务管理员。
老汪还利用“读书吧”教村民唱村歌。每周一三五晚上，妇孺老少齐聚读书吧，引吭高歌，就连94岁的范招兰也从不缺席。
说到唱歌，老汪神采奕奕，语调高了十个分贝。他说，自担任读书吧管理员以来，他和其他文艺爱好者为大陈村创作、编排歌曲十余首。
正说着，老汪起身走到书柜前，从里面找出一摞手写的曲谱。记者仔细翻阅着，有一首名叫《千万工程美家园》的歌谱，让人眼睛一亮。
歌词写道：“千万工程真正好，真正好，你来捞渣，我铲草，我铲草;男女老小齐上阵，齐上阵，时时刻刻来环保，来环保;垃圾餐油不乱倒，不乱倒，改变陈旧老习惯，老习惯，家美村美环境好，环境好……”
10多年来，大陈村一直在变。目前，大陈村以村歌为基础，正在多方合作打造村歌婚庆小镇，引进实景演出和灯光秀发展“夜间经济”，并利用流转土地建设田园综合体，延伸休闲旅游产业链条，推动传统古村焕发新魅力。
下姜村
当记者来到第四站下姜村的时候，夜幕降临，一排排亮起的红色灯带将凤林港和整个村庄装扮得十分漂亮。次日清晨，推开民宿窗户，沁人心脾的草木清香在鼻尖萦绕，溪水、山色、村落尽收眼底，犹如一幅水墨画般静谧。无论你在村里遇到谁，都会跟你反复强调一句话：下姜村变化太大了。
杭州市淳安县下姜村，典型的山区地貌，距美丽的千岛湖40公里。全村231户768人，地域面积9.7平方公里，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的基层工作联系点。
下姜虽小，其美满溢。
站在半山腰的“宁静轩”观景亭前，俯瞰下姜美景，你会醉!你瞧，那座为小山村遮风挡雨的大山，青翠碧绿，如诗如画，让人心驰神往。
白墙黛瓦、方窗斜顶的徽派建筑，恰似宋元山水嵌在溪流湍急的凤林港上。那宽阔伟岸的廊桥，则把秀美的村庄与隔溪相望的另一片绿色连在一起，令下姜具有一种出尘的诗意与生活的清欢。
然而，外地人也许根本想不到，十五年前的下姜村是这个样子：
“土墙房，半年粮，烧木炭，有女莫嫁下姜郎。”
这句曾经流行的民谣，是彼时下姜村的真实白描。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小小下姜村，露天厕所却有100多个，加上家家户户散养生猪，一年四季，满村都是臭烘烘的。”下姜村党总支副书记姜银祥说。
改变始于“千万工程”。
“省里召开‘千万工程’会议后，我们很快就接到上级传达的会议精神，印象最深的就是加大乡村环境整治力度，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建设一批‘村美、户富、班子强’的全面小康示范村。”姜银祥回忆道。
如何落实?按照上级党委的要求，下姜村坚持规划先行，全面推进“三改一建”(改水、改厕、改路、建沼气池)、拆危拆旧等工作，大力改善村容村貌。至2007年，全村拆危拆旧面积达1.6万多平方米，修建防洪堤1200米，初步奠定了下姜村新农村雏形，成为杭州新农村建设标兵村。
改变的不仅仅是村容村貌，还有产业结构、生活方式和干群关系。
效益农业发展迅速，形成了茶叶、竹子、蚕桑、中药材四大产业，2007年产值达304.5万元，是2002年的3.1倍，带动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翻番。
群众生活方式改善明显，以沼气池、太阳能等为代表的新能源投入使用，对山林覆绿、卫生条件改善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村民姜祖海是村里第一个建沼气池的人。他算了笔账：一个户用沼气池，一年能节省煤气费600元，减少伐林3.5亩，减排污水146吨。
2007年后，随着城乡统筹建设逐步深化，下姜村按照杭州市委要求，参照中心村建设标准启动“美丽乡村、幸福下姜”建设，对村庄基础设施提升、现代农业发展等同步考虑、同步推进。
谋定而后动。村里实施房屋立面整治、村道铺设、“五水共治”等项目，全面实现截污纳管、生猪退养。
“千万工程”只有以业为基，才有持久生命力。改善环境的同时，人均不到一亩地的下姜人意识到，要提高种植效益就必须土地流转，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改革创新，要靠自己的奋斗，更要靠支部党员的引领。在40多名党员的带动下，下姜村90%以上的土地实现流转，植被覆盖率恢复到97%，村民的耕地统一规划成葡萄园、草莓园、栀子花花海，种出了四季花、三季果。
环境美了，人气旺了，农家乐由此应运而生。
2011年11月16日，姜祖海开办的望溪农家乐正式开业。
“为何叫望溪?”记者问。
“我有两个意思：一是坐在家门口便可看到潺潺溪流，二是寓以‘望习’之意，以此表达感恩与期盼。”姜祖海说。
当天，姜祖海迎来第一批来自淳安的客人。至今，姜祖海还清晰地记得他们点了啥，有土鸡、猪蹄、石斑鱼、肉圆子，还有一些时令蔬菜。他说，蔬菜都是自家种的，一餐下来，连酒水在内一共消费443元。
“虽然有点忙，但我们很开心，因为能在家门口赚钱了。”姜祖海说。
“后来生意怎么样?”记者问。
姜祖海起身拿来他的家庭收入账本，上面详细记录了望溪农家乐自开业以来的总收入情况：2011年5078元，2012年28795元，2013年31038元，2014年51168元，2015年65593元，2016年45105元，2017年56702元，2018年92493元(截止到11月30日)。
“收入很可观啊。”
“是啊，今年能赚四五万块钱，比以前养蚕、种茶强多了!”
“2016年的收入，为何是一个波谷?”
“因为村里的农家乐、精品民宿多了起来。”
“栖舍民宿”就是其中一家。整幢房子的前后左右，都像插花雕画般精细考究，既有北欧风格，又保留了乡村固有的景韵。
1989年出生的姜丽娟，是这家民宿的主人，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返乡搞精品民宿的。她说：“每次回乡，都会发现下姜有新的变化在发生，环境越来越美，美得就像电影里的那种世外桃源，所以一咬牙，就把杭州的设计工作辞了。2016年，我和姐姐投了150万元，改造了父母的房子，开了这家民宿。”
让姜丽娟骄傲的是，浙江“千万工程”被授予联合国“地球卫士奖”时，她作为现场5位浙江农民代表之一，见证了中国农村接受世界掌声的光荣时刻。
如今的下姜村，已经通过全国4A级景区评审，乡村游渐入佳境。2018年，下姜村吸引游客近40万人次，人均收入超过浙江省平均水平。大家开始酝酿第二次产业升级，农家乐全部提升为高端民宿，村里成立了公司，每位村民都是股东。40多位年轻人选择回乡创业，小村子活力十足。
“其实，下姜的最美之景，秘藏在后村的深山里，名叫五狼坞。目前，村里正在规划，准备把它建成一处集登山探索、嬉水娱乐、影视拍摄于一体的5A级主题景区。到那时，下姜就可以将时下的‘绿水青山’变成真正的‘金山银山’了。”下姜村党总支书记姜浩强说。
后岸村
最后一站，后岸村。村口溪流潺潺，垂柳丛中一架巨大的木质水车随着水流缓缓转动。旁边就有一家农家乐，仿古大门上贴着二维码，庭院内池鱼游弋，鲜花绽放。优美的环境给后岸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客流，也带来了好心情。这个曾以采石矿名闻四方的小山村，如今已实现从“卖石头”到“卖风景”的涅槃。
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
村民蒋叶贞的公公陈正焕，不幸被石板砸死。哥哥陈定云下矿10多年，患了尘肺病，2013年病逝。之后不到一周时间，嫂子叶立君在陈定云坟前喝农药自杀，留下一双儿女。此后，丈夫陈定高也因尘肺病，撒手人寰。
这一幕幕，发生在浙东一个名叫后岸的小山村。
后岸村位于台州市天台县，原本是个山清水秀、休养生息的好所在。唐代诗人寒山曾在村前的山洞里隐居七十载，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曾两次留宿后岸。
村庄的清幽，自清末开矿卖石起就被打破。上世纪90年代初，后岸村集体收入高达24万元，被人称为“山村里的小香港”。
可到了本世纪初，后岸村又是一个什么状况呢?
没等你走进村，便听炮声“隆隆”，旋即粉尘升腾飞扬;待走进村巷，切割机发出刺耳的“嚓嚓”声以及“叮当”的凿石声，直击耳鼓;视野所及，农舍、树木被粉尘遮盖，白茫茫一片;四周的河道，泛着石粉的污水恣意横流。
不独环境污染了，后岸人还付出了鲜活生命：单是在2000年前后的20年时间里，就有129位村民死于石矿安全生产事故或尘肺病。
“一辈子辛苦挣钱，结果全送给了医院。”说这些话时，58岁的陈齐根微微有些气喘。矿工生涯让他患上了尘肺病。
后岸何去何从?
2006年8月30日，浙江省“千万工程”工作现场会在台州市召开。会议主题是：充分发挥“千万工程”的龙头带动作用，深入推进浙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努力使浙江的新农村建设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是继续“以命换钱”，还是按绿色发展的要求另谋出路?对标台州现场会精神，后岸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陈文云作出关键抉择：关闭石矿。
“财路”断了，出路在哪?经过多次外出参观学习，后岸村“两委”提出了“修复环境、发展农家乐”的两步走规划。
按照“千万工程”统一部署，后岸村从农民最关心的垃圾、污水处理等入手，对村容村貌进行了全域规划、全域设计。一间间破旧的危房被拆除，电气化、道路硬化、卫生改厕、污水处理等工作相继完成。
如此一来，后岸村颜值大大提升。
按规划，后岸应该尝试开办农家乐。但因投资较大，没人敢尝试。
鉴于此，陈文云个人垫资建起了村办农家乐。他和村里约定：“建设资金370万元我来出，赚了还我，亏了算我的。”
2010年2月，村办农家乐开始试营业。20天后一盘账，净赚7万元!
随后，村“两委”发动党员带头，村里出现13户农家乐，188个床位。
农家乐建好了，客从何来?
陈文云安排村党支部副书记陈定恩等6人，去上海跑市场。陈定恩在亲友帮助下，弄到一本上海旅行社大全，总共2400多家。
每天拨打电话，成了陈定恩一行人的头等大事。6天下来，一家没谈成。正准备打道回府时，有一家旅行社同意他们前去洽谈。考察后，旅行社与后岸村签订了合作协议。
没过几天，首批3辆大巴车从上海开进后岸，188个床位，爆满。一个月下来，这13户农家乐每户净利润最少达1.2万元。
经过上海人的口碑相传，后岸村声名鹊起。越来越多的上海人云集后岸，给后岸人带来巨大商机，不少在外闯荡的能人开始返乡。
村民陈永发曾在大城市工作过，眼界比一般的村民更宽些。2015年，他辞职回乡，将老家房子改建成一家名为“遇见”的精品民宿。
“改建这幢房子，我们是花了心思的，目的就是能让游客住着舒心。”陈永发笑着说，“尽可能地让游客能品尝到‘暖暖的遇见、唯美的浪漫’!”
相比以往奔波的日子，陈永发很享受现在的慢生活。他说：“天天生活在景区里，一年还能赚上四五十万元，这不是神仙日子嘛!”
参与后岸美丽经济建设的，不仅有后岸人，还有上海人。
今年6月，上海人须雪峰到后岸游玩。他觉得后岸啥都好，就是缺少旅行和度假不可或缺的融合业态，比如咖啡馆和酒吧。
后来，须雪峰与其他3位朋友商定，合伙租了一幢老宅，开了一家名为“凡花小筑”的酒吧。每逢节假日，客人爆满，上海人居多，也有不少老外。
众人拾柴火焰高。至2017年，全村共有农家乐78家、床位1800个，共接待游客100多万人次。村民人均年收入由2011年时的6000多元增至4.5万元。村集体经济也从2010年时的零收入，增至370万元。
游客多了，土特产也火了。做豆腐的陈秀莲，一年能赚30万元;蒸馒头的陈逢山每天能卖掉2000多个馒头，一年能赚近20万元;曾经卖0.6元/斤的桃子，现在卖8元/斤……几乎每次团体游客的大巴车司机都要跟陈友云抱怨：“从你们村回去，车子要多拉一两吨土特产，跑都跑不动。”
不少人在问：后岸为什么能够这么火?
陈文云给出了“后岸答案”：统分结合、公私共赢。
后岸村从决定发展农家乐那时起，就注册成立浙江天台寒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创新推出“村集体+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奉行“一个村就是一家宾馆、一家企业”的理念，实行统一分配客源、统一宣传营销、统一服务标准、统一内部管理，有效遏制农家乐经营秩序混乱甚至欺客、宰客等现象。
“这套模式最大的好处就是让村集体和村民在发展中都受益。”陈文云说，不管哪家农家乐，每入住一位客人，寒山公司就要收取7元管理费，周末和节假日收17元，主要用于村庄治理和发展，其他收入都归农民。
如今，后岸村已打造成集漂流、观光、餐饮、住宿、体育休闲等于一体的综合性休闲度假村，跻身全国美丽宜居村庄示范、国家4A级旅游景区行列。
……
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十五年栉风沐雨，十五年砥砺前行，五四、野马、大陈、下姜、后岸……之江大地上的万千村庄，在习近平总书记当年亲手绘制的“千万工程”蓝图上熠熠生辉。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放射的光芒，这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孕育的希望，这是亿万农民群众首创精神结出的硕果。如今，在“千万工程”经验引领下的中国乡村，正以自己各具特色的行进轨迹，装点着伟大而全新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