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农行工作人员下乡为金融自治村村民讲解惠农政策。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早在两年前，中央一号文件就提出，着重支持互联网金融发展，加快推动金融资源更多向农村倾斜。去年的目标的则是：“加快农村金融创新，确保‘三农’贷款投放持续增长”，今年的一号文件再次重申：普惠金融重点要放在乡村。
对此，2017年起，中国农业银行将互联网金融服务“三农”作为全行的“一号工程”。记者采访了解到，在信用村、信用户的基础上，农行浙江分行创新建设以“惠农e贷”为核心的农村金融互联网平台，打通了最为关键的信用环节，让许多农民贷款不再依赖抵押担保，降低了融资成本，还实现了贷款的实时化、便捷化和智能化。
截至今年11月末，浙江农行农户贷款达到326亿元，居全国农行之首，其中通过农村金融互联网平台发放的“惠农e贷”余额超过了200亿元，惠及11多万农户，余额和增量均居系统首位。
农村金融自治:
贷款不找行长找村长
众所周知，浙江民营经济发达，连续三十多年以来，农民收入一直领跑全国，老百姓造房装修、扩大经营，融资需求颇为旺盛。按理说，浙江的农村是块新蓝海，可不少金融机构却望而生畏。
虽有市场需求，可站在银行立场，放贷却不是件容易事。贷给谁比较靠谱，贷多少合适，怎么管理资金用途，成本高怎么解决，风险又如何控制?这“五难”犹如五座大山，横亘在农村金融的康庄大道上。
怎么破解?浙江农行的办法是：农村金融自治。简单说就是，贷款不找行长找村长，农行将信贷推荐权限放到村两委，贷款由村里自己做主、审核与管理，最后只需提交银行审核、放款。其核心可以总结为“六自治”：农户自荐、担保自组、借款自助、用款自律、还款自由、守信自励。
把金融权利交给村级组织，风险如何控制?对此，浙江农行从授信额度、试点村选择、服务农户等方面都制定了详细标准，确保农户具备偿还能力，且重点考察“村两委”的公信力，此外，村民的人品、信用等信息也都列入评估范围，以此降低担保链风险。
这项从2013年开始试点的探索，没过多久，果然奏效。目前，农行在浙江共建立金融自治村3066个，累计发放贷款258亿元，贷款余额142亿元。
浙江农行农户金融部、普惠金融部的副总经理孙烈勇说，通过农村金融自治大大缓解了农户普遍缺乏有效抵押物的瓶颈问题，但推行起来也遇到不少困难，最突出的就是，有限的物理网点和客户经理如何服务广袤的乡村。
怎样提高覆盖面，既能让农民得实惠，又让银行有利可图、确保资金安全?于是，农村金融互联网平台应运而生。按照计划，浙江农行通过抓取、分析农民和农村合作组织生产链、供销链、消费链等大数据，为其提供小额信用贷款，并实现网上全自助操作。
“说到底，就是运用互联网新思维、新理念和新技术，为农村金融自治插上翅膀，让普惠金融在农村更细化、更畅通、更全面，同时通过降低业务交易成本、打破时空限制，解决农村地域广、信息不对称、金融服务成本高等问题。”孙烈勇说。
定制金融方案:
各类主体设计不同授信模型
信用贷款在城市里早已遍地开花，市民只需动动手机，分秒必至。但对于农民来说，由于缺乏信用数据，金融机构无从下手。想要搭起农村金融的互联网平台，首先就得建好数据库这个基础工程。
在此之前，这几乎是一个空白地带。农民资产情况十分复杂，又缺乏评估标准，再加上高度碎片化，想要集中到一个数据库里，工作量难以想象，还需动员大量的行政资源。
但倘若不建数据库，农村金融等于是个花架子、伪命题。经过细致谋划，浙江农行准备先从走村入户开始，筛选了一批特色经济明显、村风文明守信的金融自治村和信用村，作为重点对象进行建档，先收集家庭基本信息、生产经营和信用情况等数据。
在农村，新型经营主体经常出现周期性的资金需求，而农业设施又无法用于抵押。浙江农行深入调研后发现，这些行业数据散落在财政、农业、林业、渔业等多个部门，“孤岛效应”长期存在。对此，行里投入了大量精力，积极与政府部门沟通合作，批量获取农民生产交易、涉农补贴等数据。如今数据源达20多个，几乎涵盖了所有涉农机构。
为了让数据更详实，浙江农行又打通了内部业务系统，自动抓取农户在该行的存款、理财、结算、代发工资、安家贷等数据。截至目前，已建立村民信贷档案239万户，占全省农户的四成之多，覆盖13400个行政村。
数据库的建立是为了更好地推出金融服务。孙烈勇告诉记者，为了满足不同人群的融资需求，他们根据资产、收入等数据，建立了35个授信模型，涵盖了普通农户、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个体工商户、农村电商等主要群体。
纵观这些模型，最大亮点就是量身定制，细化到啥程度?浙江有十大农业主导产业，种稻的、种茶的、种果蔬的、养生猪的，因为资产价值、资金周期各有不同，所对应的金融产品也各有侧重，另外，返乡创业的大学生、农创客、大学生村官，只要从事与农相关的产业，都能享受到农村金融的优惠政策。
手机办贷款:
微信操作随即到账
数据扎实了，模型建好了，接下来就是渠道的问题。浙江农行对此态度和方向很明确，就是要方便快捷，且符合农村实际。
“‘惠农e贷’非常方便，手机微信里操作一下，钱就到账了。以前得来回跑18公里山路去网点办理。”叮一下，果农张声岳的手机就收到信息，贷款随即到账。在革命老区温岭市坞根镇，像老张一样，手机办贷驾轻就熟的农民不在少数。
记者了解到，在浙江农行，10万元以下的贷款，从申请、审批、发放，整个过程都可互联网自助解决，随借随还;10万元以上的贷款，也从线下搬到线上操作，农民无需填写繁琐的申请资料，实现“最多跑一次”。除了快，还很便宜。浙江农村流传着一句话：“农行走到哪里，哪里的利率水平就会降下来。”
当然也有人担心，并非所有农民都对智能手机、互联网玩得溜。过去几年里，浙江农行力推“惠农通服务点”，在全省15000多个行政村都免费安装了“惠农通”机具，其中就有“惠农e贷”的申请发放。如此一来，就算是偏远海岛、深山小村，也等于在家门口有了微型银行。
与此同时，浙江各地农行还各出奇招。像台州市的椒江农行在集市日上门开办“集市银行”，结合当地农村特色和服务需求，针对性地推出金融产品服务，不少乡镇网点还为村里配备了“金融顾问”。
下一步，浙江农行将继续完善农村普惠金融服务，以满足个性化、多元化的融资需求。比如，农行正力推“自画像”平台，将根据不同农作物的种植、收获特性，提供及时的惠农贷款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