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0岁的向阳永远忘不了2000年8月17日。那一天，他一家三口和弟弟一家三口带着母亲，从重庆市云阳县龙洞乡来到长江尾的崇明区绿华镇华西村，成为首批到达上海的三峡移民。如今，母亲八十高龄了，每个月享受到一千多元的上海农村老人福利待遇，和在陈家镇打工的弟弟一家住一起。
“今年六月份签订了‘农龄’协议书，我们跟本地村民完全一样了，我和孩子他妈妈很高兴，孩子们的未来更有盼头了!”向阳说的不紧不慢，脸上漾着笑容，语气却透着认真严肃。
记者通过上海市农委了解到，所有的三峡移民共7519位都拥有了和上海本地村民一样的方法计算出来的“农龄”。这一政策将落实到每一户移民家庭。往后，只要村集体分红，本地村民得多少，三峡移民也得多少，“农龄”所代表的集体资产“股份”，可以世代相传。
世纪之交，上海在迎接三峡移民时确立了“迁得进、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的目标，正如向阳所回忆和正在经历着的，10多年时间，上海的三峡移民学会了江南的耕作技术，融入了上海的乡村生活。随着年轻移民的成长，移民家庭先后走上了致富的道路。“农龄”是村民通过付出劳力等手段为村集体资产做了贡献获得的财产所有权，而三峡移民长期的贡献都留在了老家，如果没有采取特别的措施，三峡移民获得了“农龄”的同时，势必意味着本地村民的权益受损。
2017年9月，上海完成产权制度改革的村达到1632个，占总村数的97.3%，完成了50个镇改革，占总镇数的41%，已改制的集体经济组织年总分红15亿元，惠及社员148万人，人均分红1015元。
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上海创造性地发明了“农龄”，用“农龄”来量化贡献，实现股权的量化到人，并明确“农龄”统一从1956年算起，让所有为上海农村做出贡献的人都公平公正地享受到发展成果。然而这一做法却意外引发了三峡移民的集体上访。
上海市农委信访办主任肖志强谈到这个话题，颇为感慨。“当初三峡移民为了获得‘农龄’集体上访，动静不小，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要求不合理，何况政府也不能为了三峡移民而违背集体资产归村民所有的法理。但是，跟移民深入交流之后，市移民办和信访系统的同志逐渐理解了移民的诉求。”
2015年，移民分得“农龄”30元的红利，2016年，则是“农龄”25元红利。在同一个村，相同的年龄，同是农民的身份，本地村民年底可以拿到上千元，分红差距不小。2017年年初，市移民办和市农委信访办同志去嘉定区外港镇，深入了解三峡移民代表要求统一农龄的诉求。
上海自2000年至2004年先后分四批接收来自重庆市云阳县和万州地区的三峡工程移民共计1835户，共7519人，分布在7个郊区60个乡镇388个行政村内。除了松江区走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前列，在2014年就通过信访部门的努力化解了矛盾。类似于外冈镇移民的“农龄”诉求，在其他6个区都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云阳等地的政府是否能提出有效解决矛盾的方案?松江区通过财政注资的方式换取三峡移民的“农龄”的做法能不能在其它区推开?带着这些问题，上海市农委、市财政局、市民政局的干部们亲赴重庆、浙江等省市以及各相关区展开了调研。
在调研中，了解到三峡移民原所在地政府因受财力等多方面因素影响，难以及时将外迁移民的农龄问题列入当地解决方案，不可能快速解决“农龄”矛盾。市农委提出解决方案，由各区镇政府出资，增加村集体资产的同时，为三峡移民换取和本地村民一样的“农龄”资格。
“这个方案体现了公平和公正，既没有削弱村集体资产，也没有剥夺本地村民的股权和红利待遇，移民则享受到了一样的‘农龄’待遇，既充分体现了上海的大气程度，又兼顾了地区公平，毕竟，各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崇明区信访办主任张振斌回忆道。
由镇政府增资村集体资产换取移民“农龄”的做法，对村集体来说，资产量大了，经营更加有底气，村民的分红也会随之水涨船高，因此，村集体和本地村民欢迎这个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