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食，历来代表的都是一种文化，也折射出织里复杂的人口结构。在这里，本土人口仅约10万，外来人口却高达35万之多，人口密度是全省平均水平的30多倍。
海量的人口、众多的企业、不同地域间的文化冲突、盘根错节的社会矛盾，对织里的社会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如何破解这一难题?记者从长安路出发，寻找这里的“长安秘诀”。
大火带来的伤痛与反思
对2006年的那两场大火，所有织里人都刻骨铭心，他们不曾遗忘，也从不回避，因为那是巨大的伤痛，也是惨痛的教训。而火灾背后，真正的“凶手”是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
在织里，大部分童装厂属于“三合一企业”。简单说，就是集生产、仓储、生活于一身的小厂子。那时，小小房间住上一二十人，加班加点倒是方便，生产成本也能降低不少，可巨大的危险潜藏其中，一旦发生火灾，想要逃生难如登天。
此前，小灾小难不断，但两场大火给了织里莫大警醒，也让童装业命悬一线。2006年10月，浙江省、湖州市和吴兴区三级政府对织里镇童装类“三合一”企业进行全面停业整改，提出“垂直隔离”和“水平隔离”两种方案，即用防火材料将生产、生活及仓储等区域严密分隔开，并增设消防逃生通道及烟感器等消防器材。
一方面，织里从房屋结构、设施设备上，对企业进行整改;另一方面，织里又从消防队伍入手，将全镇分为六大片区，每个片区成立消防安全工作站，并抽调公安、行政执法等有关部门的力量，成立消防安全执法组，再将17个社区和34个行政村划分成232个网格，每个网格配备专职消防安全监管员，实现监管无盲点。
“作为富民产业，童装积累了几代人的心血，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个产业发展不下去了。我们认为，只要管理得当、转型升级，童装业仍大有作为，绝不能因此连根拔起，断了百姓生路。”织里镇党委副书记汤雪东说，正是解决了安全问题，让织里的童装业迎来了新的春天。这几年，织里消防安全形势稳中向好，火灾起数连续多年明显下降。
织里穿上了“成年装”
“之前，织里镇城管执法分局仅60名工作人员，由于力量有限，只能把重心放在几条商贸、餐饮集中的街道上;镇里虽然实行网格化管理，但没有专职安监员，光靠社区工作者，一个月才能走访完网格内的童装企业;还有像信访，一年4000多人次，光靠5名工作人员，几乎不堪重负，当事人不良情绪难免逐步滋长。”汤雪东说。
火灾与群体性事件背后，核心问题是城镇发展与管理体制之间的严重脱节。当地人曾用“大人穿童装”这句话来形容这一矛盾。虽说是一座乡镇，可织里常住人口接近中等城市规模，小轿车保有量13万辆，各类三轮车10万辆。
2014年1月，织里镇大胆创新，将整个镇域划分为6个区块，组建为4个二级街道和两个办事处，在不调整行政级别下，赋予其社区建设、城市管理、安全监管、信访维稳等事权，既发挥乡镇主体作用，又发挥街道特有的“神经末梢”作用，有效解决“责任如西瓜、权限如芝麻”的问题。
舒忠明是织里镇的人武部长，同时兼任晟舍街道的党工委书记、主任。他告诉记者，如今，光信访工作，就有4人专项负责，大量矛盾在此就可及时化解。在他看来，成立二级街道带来的最直接变化，就是力量下沉、服务下沉，管理自然更加精细化。
2012年，织里公安分局宣告成立，3年后，分局又启动警务改革，将机构撤并节约出来的警力，全部下沉到派出所。织里公安分局局长周兴强介绍说，针对外来人员众多的情况，织里在推进本地走访工作的基础上，紧紧抓住春夏两个童装生产淡季，进行异地走访，同时将外地民警请进来，形成警务紧密合作。
49岁的刘宏明是湖州市东北商会的会长，在织里，东北人创办的企业有1000多家，只要东北人有纠纷或出事情，刘宏明第一时间就会出面调解。“以前，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对抗比较严重，派出所的方法就是管和防，现在不一样了，主动听取我们的意见，把我们当做织里的一份子。”
在织南派出所，记者看到，如今，新旧居民只要谁有问题，根据矛盾纠纷的种类和调解需求，从公安、司法，再到公益律师、商会等，可量身定制选调人员参与化解。像镇里的“吴美丽工作室”，成立9年来，仅劳资纠纷就处理了5100多件。随着综合施策，案件少了，矛盾激烈程度轻了，外地人落户织里的多了。
“我们都是织里人”
在吴兴区区委常委、织里镇党委书记宁云看来，面对社会治理的大课题，除了管理体制的改革，更重要的，还是从文化引领入手，强化新织里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才能实现治理效率的最大化。
徐维丽是辽宁海城人，15年前来到织里经营童装。“可以说，织里早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我们在镇上买了房，女儿也嫁到了市里，口袋富了、日子好了，总想为当地作些贡献。”平日里，热心公益的徐维丽对别人能帮则帮，也集结了一大帮好姐妹。
久而久之，徐维丽发现，光做好事还不行，平日里，外来人口没少“受欺负”，有的与房东发生纠纷，有的被老板拖欠工资，还有的突遭变故、急需用钱，能不能组建一个矛盾调解中心?徐维丽把想法告诉大伙后，一拍即合，随即成立了“平安大姐”工作室。24名成员清一色都是老板娘，来自全国13个省份。
从2015年底成立以来，“平安大姐”已为新居民调解各类纠纷358起，她们参与调解的事项没有一起被投诉。不仅如此，“大姐们”还不忘公益，每年举办各种帮扶结对的活动。尽管大伙都小有积蓄，也不差钱，但徐维丽发现，这种“输血式”的捐助终归不是长久之计，她想成立一个实体企业，使得组织具有“造血功能”。
2017年7月1日，14位“平安大姐”众筹300万元，组建“安姐实业有限公司”。由于成员都是童装业的老行家，开办这样的厂，自然轻车熟路，一年下来利润就有60万元，大家分文未取，都用于公益活动和平安建设。
近年来，在织里，像“平安大姐”这样的组织越来越多，仅异地商会就有13家，他们不仅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也开始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样地，在政府层面，也努力为新居民做好服务，不断完善同城待遇。比如，一场“宿舍革命”，鼓励引导企业为员工宿舍配备空调、无线网、淋浴房，暑假开办“小候鸟”照顾班，为员工办生日会等，受到不少员工的点赞。
尽管没有一个明确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有多少外地人口在织里买了房，但只要看那沿街随处可见的公寓、吊机，你就会发现，曾经的“打工仔”正慢慢融入这片土地。现在，“外地佬”早已成为过去式，“新织里人”取而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