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房舍田园到农作方式，从“面子”到“里子”，中国乡村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嬗变。只是不同的人有不一样的感知罢了。城里人看乡村，那是寄托乡愁的地方，是周末假日采摘休闲的去处，是吸一口好空气、吃一顿土菜美味的后花园;站在农民自身角度看乡村，这些年乡村的基础条件大变样了，但乡村的人气没落了，有的农村人带着集体成员股份权和财产性收益进城了，有的办起了家庭农场，有的如候鸟般在城乡之间辗转。
乡村嬗变的主要特质表现为农业生产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农村社会从封闭向开放转变，城乡关系从割裂向融合转化。每年有1000万农村人口脱贫，有超过1000万农村居民市民化，2017年返乡下乡创业创新人员达到740万人;过去主要是农村向城市流动，现在呈现出双向流动的局面;乡村价值得到进一步释放，农村生态观光、休闲旅游、健康养生和电子商务等，催生出大量的新产业新业态;东部一些村庄越长越大，如同一座小城市(譬如江苏华西村、浙江花园村等);而在中西部，一些传统村落正在消亡，有的则处于产业“空心化”、农户“空巢化”、人口“老龄化”的状态。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变革中的中国乡村，无疑对乡村治理提出了新课题。如何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把握乡村发展机遇，激发乡村发展活力，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需要我们因时而变、因势而变，顺应历史发展方向，遵循乡村自身演进规律，健全和完善乡村治理体系。
乡村之变呼唤治理理念之变。“治大国如烹小鲜”，这是老子所倡导的治国理念。对一个具体地域而言，如何实现良治一般可分为自治与他治两种方式，就方法而言，有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等。传统中国社会中的乡村，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所描述的，充满了自治色彩，传统乡村的封闭性、地缘性与自给性决定了皇权向乡村渗透的有限性，这为乡村自治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基础，陈忠实笔下的白嘉轩、鹿子霖对白鹿原的治理对此作了生动的阐释。近现代以来，随着国家政治结构的剧烈变迁，国家权力不断渗透到农村基层，外在力量的治理改变了原有的乡村秩序，直到20世纪80年代，村民自治得以推行。当前，在乡村治理理念上，我们有必要来一次重新认知，就是要由“为民做主”向“由民做主”“与民共建共治共享”转变。这就要求我们坚持农民治理主体地位，重新审视政府与乡村社会的关系，革除基层政府管得多又管不好的积弊，规范乡镇对村民自治的指导和监督，乡镇政府的指导和监督行为应当依法进行，不得将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异化为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村里事，大家办”，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协商，促进群众在乡村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适应城乡人口双向流动趋势，不断完善民主议事制度，探索户籍村民和非户籍常住村民共同参与民主管理的有效途径，以村务公开和民主理财为重点，切实保障农民群众的决策权、参与权、知情权与监督权。
乡村之变催生治理体系创新。当前，我国乡村治理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既有诸多有利条件，也面临着不少急需破解的难题，如何实现农村基层在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文明治理上五位一体协同推进，必须以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三治”结合为引领，着力构建以党的基层组织为核心，以村民自治组织为载体、以法治为保障、以德治为基础的乡村治理体系，确保农村社会安定有序，农业发展欣欣向荣。要坚持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激发内生动力，提升乡村自我管理、服务和监督水平，把乡村自治和“能人治村”有效地结合起来，让乡贤在参与村民事务决策、解决农村矛盾纠纷中发挥更多的作用，发挥好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要以法治为保障，加快涉农立法速度，加快完善乡村法律服务体系，加大普法力度，推动基层干部群众形成信法、学法、用法的思想自觉，推进平安乡镇、平安村庄建设，开展突出治安问题专项整治，加强农村司法所、法律服务所、人民调解组织建设，推进法律援助进村、法律顾问进村;要以德治为支撑，大力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文明风尚，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提倡推广移风易俗，褒扬善行义举、贬斥失德失范，营造风清气正的淳朴乡风。
乡村之变要求坚持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核心地位不动摇。乡村自治并不是自由散漫、任意而为，越是自治，越要强化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最根本的保证。要打造千千万万个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培养千千万万名优秀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乡村善治道路的一条红线;要根据党员从业结构的变化和党员流动频繁的特点，探索“村企联建”“合村共建”“支部+协会”“产业党支部”等党建模式，确保基层组织覆盖到农村各类经济和社会组织;要针对农村党员教育存在制度不严、方式陈旧、内容单一等问题，建立农村党员远程教育网络终端，切实提高农村党员干部的治理能力和水平;坚持问题导向，扎实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加强村级换届选举监督，依法打击“村霸”及宗族恶势力，专项治理农村“小官大贪”和脱贫攻坚中出现的“微腐败”，把乡村治理和服务群众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