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具有30多年历史的油棉企业,加工能力和财税贡献曾一度位居全县同行业榜首。然而现在,却落得一个停产结局。与之相对应的,是农民纷纷选择“弃棉改粮”,该县棉花种植面积已由高峰期的30万亩下滑到不足2万亩。
植棉面积萎缩,棉企“吃不饱”
高青县有着悠久的植棉历史,早在1987年,就建成全国第一个低酚棉县;1998年被农业部确定为山东省唯一的棉花高产高效示范基地县;2004年,全县棉花种植面积达到30多万亩,总产2.3万余吨。
在棉花产量攀升的背景下,各类棉花加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该县唐坊镇素有“银岭”之称,棉花产量大、质量好,境内的鑫利源油棉有限公司坐拥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很快成长为全县规模最大的油棉加工企业。
然而,随着近年来全县棉花面积的锐减,鑫利源已明显感觉“吃不饱”了。该公司顺势提出“伸长腿、到新疆”的发展战略,通过外调棉花弥补原料缺口。从原材料少量外调到全部依赖外调。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最终让鑫利源油棉有限公司难负成本之重,只好“关门大吉”。
现在看来,“鑫利源”们的“倒下”并不意外,随着产业链持续恶化和棉花政策不断改革,原材料问题早已成为共性问题。从高青及周边区域来看,全部以棉花为原料的棉企,几乎都处在亏损或停产状态,以棉花和其他替代品为主的棉企,较之以前的盈利也在下滑。
该县流云纺织公司一位老员工李先德感慨:“成也棉花,败也棉花。僧多粥少,产能严重过剩,内地棉花面积减少,资源紧缺的局面已成定局。”
棉价持续低迷,“弃棉改粮”成趋势
驱车行驶在高青县广阔的田野,再也见不到一望无垠白花花的棉田,取而代之的是成片的玉米和蔬菜等农作物。
高青统计年鉴数字显示,2008年以前,高青棉花种植面积均保持在20万亩以上,其中2004年突破了30万亩。之后持续下滑,到2016年已不足2万亩,棉花总产量仅有1571吨。
归结缘由,其一,近年来棉价持续低迷,远远低于棉农的心理价格,面对黯然失色的棉花市场,一些棉农纷纷弃“棉”另谋出路。其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发展粮食生产的政策,而棉花补贴的政策只在新疆,山东已基本没有。其三,棉花种植机械化程度低,后期占用劳动力多。高青农民有长期的植棉传统,前些年,他们还有耐心在“少种—涨价—多种—降价”的怪圈中苦苦挣扎。但最近几年的走势,让很多农民彻底与棉花说“拜拜”了。
唐坊镇店子村55岁的马光兴告诉记者,今年他家种了6亩棉花,受天气影响,产量并不高,棉质也很差。“棉花已经彻底伤透了俺村农民的心。以前店子村棉花面积最多的时候能达到4000多亩,今年这200来亩也是因为所处地块盐碱难浇灌,其他作物不生长,万般无奈才选择了种棉花。”
也有少数农民还在“挣扎”,南刘村农民石玲玲今年承包了20亩地,全部种了棉花。在她看来,在农民不算工钱的前提下,1亩棉花种植成本在400元左右,平均亩产600斤,按去年3.5元/斤的价格计算,每亩棉花还能收入1700元左右。
在高青采访发现,“弃棉改粮”的趋势已难以扭转,众多棉花经纪人也纷纷转行。孟君寺村的王长青说:“以前几乎家家户户种棉花,现在全镇有2000亩就算多的了,已经基本收不到棉花了。”
棉农期盼政策更明朗
山东棉殇之痛,伤在价格。
2014年取消棉花临时收储政策之后,只有新疆作为试点地区仍在实施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新政策。当新疆棉花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国家根据目标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差价对生产者给予补贴;当市场价格高于目标价格时,不发放补贴。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产棉区只是实行定额补贴方式,且补贴政策不明朗,农民的种棉积极性无法真正调动。
记者在高青采访时发现,由于不少地方土地偏盐碱,很多无法外出打工、年龄较大的农民对种棉花还是很有感情。“如果国家的棉花补贴标准能像粮食那样固定下来,我们肯定还会种棉花的。”农民荆延忠说。
从事了一辈子棉花技术指导工作的农艺师孙安平每次下乡,都有不少农民向他请教:“明年我们能不能种棉花呀?国家的补贴政策确定下来没有?”老孙怕误导农民不敢乱讲,每次都只能呵呵一笑:“目前形势还不明朗,等着看新闻吧。”
其实,孙安平有很多话想要对相关部门说。当前形势下,应对棉花产业重新进行定位,各级财政最好能拿出一块资金专项补贴棉农,特别是对通过流转土地发展规模种植的大户加大补贴力度。同时,要加大对棉花生产相关机械的补贴力度,提高棉花生产机械化程度,以刺激农民种植积极性,进一步缓解棉花供需失衡的局面。
对陷入低谷的棉企来说,棉殇之痛更是刻骨铭心。棉花市场的大起大落已经给了他们惨痛的教训,众多棉企更应该深刻反思如何才能摆脱棉花资源掣肘。鲁群纺织、如意纺织等成功企业的经验说明,唯有加快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改造,逐步改变企业“只能围着棉花转”的局面,才能决胜未来。此外,有实力的企业还可以到新疆等产棉区建厂或建立棉花种植基地,以保证足够的原料供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