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消费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新形势下，下大力气调动消费的潜力，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满足消费升级需求的高质量服务，将成为我国下一阶段扩大消费形成较强发展动力的重点内容。其中需要尤为注意的是，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释放农民工的消费需求，既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点，也是启动消费、扩大内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在这一过程中，如何着力破解农民工消费的约束条件，促进广大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流动，积极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是当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步入增速换挡、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的新常态，经济依靠消费拉动特征愈加明显。数据显示，2017年一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7.2%，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
从长周期的角度观察，消费的可持续增长取决于收入和人口结构两大因素。从收入方面看，当前我国的人均GDP逐年增长，已经超过5万元人民币，接近了国际上中等收入的水平，同时还叠加了代际变迁、收入分配收敛迹象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等提高居民消费倾向的有利因素。从人口结构角度观察，每一个国家的人口史各自诠释了消费的高潮跌宕，如今风向转至中国。国际调查发现，大部分家庭在父母46岁时达到支出高峰，从而导致一国人口峰值在46岁区间时往往伴随着一个消费支出的峰值点，如美国在上世纪40年代初和80年代末的两次消费浪潮、日本上世纪80年代末的消费峰值。如果以人口峰值在46岁作为判断一个国家消费支出的峰值点，中国有望在2015至2025年迎来“46岁”消费高峰。
在消费平稳增长的同时，消费升级的浪潮正在发生，其中一个重要表征就是服务型、品质型消费市场发展良好。一季度，限额以上单位体育娱乐用品类同比增长17.3%，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1个百分点;文化办公用品类增长14.8%，加快7.4个百分点;汽车类商品中SUV一季度销量增长15.1%，明显高于普通轿车增速。旅游娱乐休闲消费增长较快，国家旅游局报告显示，一季度居民整体出游意愿为82.0%，同比环比均有上升。
从全球经验观察来看，中国正在上演的消费结构升级的浪潮将会持续。中国的人均GDP已达到相当水平，接近国际上中等收入的水平，商品的消费支出已走过快速增长的阶段，居民消费结构正从房子汽车的时代向服务消费转变，与闲暇相关的服务、娱乐、体验式消费刚刚起步，正如这几年“跑步热”兴起，正是收入与闲暇结合的典型代表，美国城市人群的跑步时尚热潮就是在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
二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一个规模庞大的特殊群体，为工业化、城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动能转换，农民工群体在需求端和要素供给侧的角色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之前，农民工群体主要作为要素供给主体而存在，农民工带来的廉价劳动力是其核心竞争优势。但随着人口红利的渐行渐远，农民工群体的成本优势正在消退，经济也已经更多转向内需，尤其是消费驱动，重新认识农民工群体在消费升级中的重要作用，很有意义。
一方面，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正在迎来他们生命周期的消费高峰。《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171万人，比上年增长1.5%;农民工平均年龄已从2013年的35.5岁、2014年的38.3岁、2015年的38.6岁上升到2016年的39岁。根据当前的年龄分布来推演，未来这一庞大群体的平均年龄将继续老化，这样的年龄结构在客观上存在不断增加消费支出的诉求。根据前述人口结构与消费的规律，我国农民工群体正迎来一个消费需求的高峰。
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正在引领农民工群体的全新消费潮流，消费升级的倾向更为明显。《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49.7%。从零点咨询对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上来看，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消费结构基本和中等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类似，其中食品类支出以及休闲娱乐支出占比都较高。新生代农民工更多地把进城务工看作谋求发展的途径，不仅注重工资待遇，而且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权利的实现;大众传媒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使他们更迅捷地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形成多元的价值观和开放式的新思维，消费观念也和老一代有着巨大的差异，价廉不再是主要的选择标准，更加注重物美和品牌化。
此外，近年来农民工的加速回流和本地化显著提升了这一群体的消费率，并正成为中小城镇和农村消费升级的重要推手。随着我国产业区域布局的调整，农民工的迁移模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本地务工。2011至2016年，外出农民工增速呈逐年回落趋势。在新的迁移模式下，原先消费市场与就业市场的隔离得以统一，非消费类支出大幅降低，这对于本地农民工家庭的消费有着显著的提振作用。我们的定量分析发现，本地农民工家庭的消费率显著高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外地务工农民工家庭。在自身消费率提升的同时，农民工的回流和本地化也通过消费观念的直接传播和人口聚集的间接推动，推动中小城镇和农村消费升级。近年来，电商等新兴消费业态在中小城镇的增速显著高于一二线城市，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小城镇巨大的消费潜力。
三
虽然农民工已成为消费升级的重要生力军，但现有的制度约束对其消费潜力的制约不容忽视，未来收入缺乏保障、看病贵、养老难等等，依旧是限制农民工消费潜力的主要痛点，一些地方存在的就业歧视又进一步约束了农民工的消费能力。针对这些问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当重视农民工既是消费升级主体又是要素供给主体的重要地位，从供给和需求两端推动农民工消费升级，为当前的消费浪潮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有生力量。
一是继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破除约束农民工群体市民化的藩篱。应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主要抓手，通过合理分担市民化成本等方式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加快完善城镇职工社保和医疗对农民工群体的覆盖面。二是强化农民工群体的收入保障。在这一过程中，既要不断完善最低工资标准、增加工资收入，还要采取综合措施，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强化社保网络的兜底能力。此外，还要采取措施加大农民工职业培训和技能训练的力度，为持续提升农民工群体的消费水平奠定基础。三是注重建设返乡农民工的良好消费环境。继续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流通网络;积极探索发展农村消费信贷，活跃农村消费市场，为返乡农民工建立一个良好的消费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