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粮农民减少存粮，是国家粮食库存剧增的真实原因;越来越多小农选择买商品粮而不种粮，是粮食市场化的精确表述。诸如玉米这样单一品种粮食的线性增长态势，早已映射出当今我国农业就业结构、土地经营方式不合理的发展困境。
古今中外，粮食安全都是治国安邦的首要任务。
2012年后，中央针对粮食安全提出了新战略，“饭碗论”、“底线论”、“红线论”，种种论调兼具打破了理论与实践的一般认识。近年来，围绕粮食展开的大讨论，出现频次较高的词有：成本上升、粮价倒挂、市场化、三量齐增、北粮南运等等。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陈锡文给出新论“粮食安全已经转变为产业安全”。如今，国内社会各界更多关注的是“粮食库存量”。来自粮食部门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国各类粮食企业收购总量超过4000多亿公斤;2011年至2015年期间托市收购粮食累计4200多亿公斤。
去年底，小麦、大米、玉米三大谷物国内外价差每吨分别为771元、745元、790元。国家粮食局局长因此认为，“国际粮食价格偏低导致的国内外粮价倒挂，以及我国实行粮价收储补贴等内外因素共同导致了目前粮食库存偏高。”去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粮食局三部委联合发布《粮食收储供应安全保障工程建设规划(2015-2020年)》，要求到2015年底，国内新增新建仓容5000万吨，维修改造“危仓老库”比例达到60%。而针对商品粮数量剧增，2009年至2014年，中央财政资金已补助各地和中央企业建仓3480万吨。截至2014年，国家投资兴建的粮库库容总规模为9220万吨。
种粮农民减少存粮，是国家粮食库存剧增的真实原因;越来越多农户选择买商品粮而不种粮，是粮食市场化的精确表述。笔者在云南、湖南、四川、重庆、江西、江苏、黑龙江、广东等地农村调研时感受极深，不同时期不同农村出现了两类农民：其一，买粮吃，或种少量够吃一个粮食生产周期;其二，种粮只为获取收入，多半是劳力少、多耕地的适宜种粮地区，少数现代化农民规模化种植。粮食产量增加并不必然使国家粮食库存增多，这从我国粮食产量增减变化中可得到证实。
粮食库存量逐年增加其实是农民收入结构转变和生活水平提高而带来的副产品。据统计，2012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占44%，经营性收入占45%，两项合计占到总收入的89%;其中经营性收入最高时占到74%(1993年)，工资性收入最低时仅占18%(1985年)。2000年后，非农产业部门借助于相对于农业更高的工资回报，吸出大量劳动力，各地农村农业劳动力老化、粗放式生产态势越发明显。
早在2012年，国家粮食局相关负责人就已提出，“多年来，我国农户家庭储存的粮食每年约5000亿斤，占到当年全国粮食总产量的50%左右。”当时国家粮食局的一项调查显示，61%的农户存粮只够7个月口粮，10%的农户存粮只够维持3个月的消费需求，相当于“零存粮”的农户占比约为29%。据湖北省秭归县沙镇溪镇粮食部门2015年的一项调查，60户的粮食出售量合计6010公斤，户年均出售粮食100公斤，粮食商品率8.92%。其中玉米出售4290公斤，户均出售72公斤，占粮食出售量71.38%。笔者在各地农村调研发现，2005年后农村的民房多半不适合存放粮食。再者，能建得起钢筋混凝土结构别墅式房屋的农户早已脱离了农地，极少数人家种植粮食并需要储存，只有粮食主产区留守农村以地为生的部分小农种地，以四川和湖南一带水稻种植最为典型。截至2014年，农村住房面积已高达240亿平方米，与1979年的64亿平方米相比，30余年来增加了两倍还多;其中，钢混结构的农村房屋建筑占据50%左右，近10年来农村每年的新建钢筋混凝土结构民房都在3.5亿平方米以上。
从历次粮食大幅减产到增产的时间间隔来看，一般需要8至10年。最近一次大幅增产开始于2007年，历时6年粮食产量就从5亿吨提高到6亿吨，其中增产最多的是玉米，2015年产量基本接近峰值。就比较收益低玉米种植而言，其增产并不符合经济规律。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蔬菜平均每亩净利润为2070元，约为稻谷的10.1倍，小麦的23.6倍，玉米的25.30倍;再以苹果为例，每亩净利润为3481元，是稻谷的17倍，小麦的39.6倍，玉米的42.5倍。
诚然，我国玉米和小麦产量和库存剧增，主要缘起于播种面积增加。因两种粮食作物所需劳动力消耗量少，方便于机械化耕作、大量施用农药和化肥以节省劳力。针对两大粮食作物库存剧增，笔者提供的解释是，根源于农业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小农或规模化大户将大量农地改种玉米和小麦，增加了播种面积;得益于化肥、农药、新种子的使用，单位面积产量也略有增加，加速推进的规模化、商品化和机械化致使产量和商品粮的库存双双增长。借助于南方某一局部地区玉米产量变化，可反推或测度该地区老人农业问题有多严重。诸如玉米这样单一品种粮食的线性增长态势，早已映射出农业就业结构、土地经营方式不合理发展困境与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