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的概念和保护理念是联合国粮农组织于2002年正式提出并开始实施的一个大型国际项目。时任联合国粮农组织水土司司长的Koohafkan先生是该项目的发起人，并一直担任协调员直至退休。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小跟随父亲从伊朗乡村到首都生活，每次回家乡都发现村里的人越来越少，周边的植被也越来越少，家乡美丽的农田景观和独特的作物渐渐地消失了。成长的经历促使他选择了农学专业并一直到博士，后来有幸到联合国粮农组织工作也因此更加关注农业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在与众多国家的农民接触中，他发现许多古老的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农业种植方式、经验对于当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有幸参加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起草，让他想到可以更好地通过保护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以及农业生产系统，来寻找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经验。基于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工作的关系终于能在新世纪之初提出了 GIAHS的项目设想，并经过长久酝酿，得到了许多国家支持。2005年在6个国家遴选出了5个不同类型的传统农业系统作为首批保护试点，具有1200多年历史的中国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就是其中之一。Koohafkan先生欣喜地说，经过十多年发展，在全球环境基金的支持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与适应性管理”项目取得了预期目标，在促进农业生物多样性和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传统农业文化与知识体系的保护与传承、遗产地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和贫困问题缓解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目前，已经有15个国家的36个项目被列入GIAHS名录。更为高兴的是，因为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这项工作在中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中国已有11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居世界各国之首。
没想到Koohafkan先生对中国11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如数家珍。对于记者的惊奇，他说，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是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所以他始终关注中国以及中国项目的进展。“中国项目能取得这么大成绩，政府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政府强大的推动能力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中国在政策、管理、科学研究、制度建设、能力建设等各方面均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是GIAHS保护的榜样。”他掰着手指说，中国率先在国际上开展了国家级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并在短短几年就有62个项目得到认定保护;率先颁布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率先成立了由农业、生态、环境、经济、历史、文化、社会等领域专家组成的国家级专家委员会，率先建立了GIAHS工作经验交流制度;中国政府与联合国粮农组织签署了“南南合作”框架下开展GIAHS工作合作协议，连续举办了2期“GIAHS高级别培训班”，有30多个国家60多人次的农业官员到中国学习考察，促进了更多国家加入GIAHS保护行列;引领着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事业的蓬勃发展，并直接推动了粮农组织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2015年 6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大会将GIAHS列为粮农组织常规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探索了行之有效的动态保护途径，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最成功的实践者，为世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目前全球都面临着乡村劳动力短缺问题，受现代工业的影响，世界上许多重要的独特的农业文化遗产在不断萎缩，” Koohafkan先生说，很高兴GIAHS项目成为促进中国乡村发展的引擎。为了让这项事业更加健康发展，他提醒说，政府以及相关的各个管理者，还要更加注意遗产保护过程中让遗产地农民真正受益，让农民真正认识保护的价值并自觉地开展保护，在保护中要注意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希望通过项目的开展为未来人类可持续发展解决更多问题。
“‘开展农业文化遗产普查与保护’列入我国今年‘一号文件’，”现任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科学顾问小组(SAG)主席、长期负责GIAHS中国项目实施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闵庆文介绍说，这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一个重大突破。今后的工作应当是将在全面普查的基础上确定保护的优先顺序，尽快建立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进一步探索多元投入机制，积极支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多学科综合研究，特别是农业文化遗产的多功能价值评估和保护的关键技术与政策支撑体系研究，促进农业文化遗产“三产”融合发展，同时还要加强科普宣传，提高全社会参与保护积极性。
会议由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世界农业文化遗产基金会、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组织联合主办，来自世界各相关组织的代表、专家以及遗产保护区代表50多人出席了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