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完善的培育制度。坚实的法制保障，既体现了国家对职业农民培育的高度重视，也为培育得以全面实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通过立法为职业农民培育提供制度保障是大多数国家的首选。美国先后通过《莫雷尔法》、《哈奇法》、《史密斯·利费法》等各项法律不断完善和保障了美国农业科教体系。英国的《农业培训局法》、日本的《专门学校令》和《农业改良助长法》等都对本国职业农民培育发挥着保障作用。德国颁布《职业教育法》、《职业促进法》、《实践训练师资条例》等，对农业职业教育的范围、权利及义务、技术标准、考核制度、领导机构等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二是健全的培育体系。建立科学、系统的培育体系是推动职业农民选拔、培养和扶持有序开展的有力保障。如美国已在全国逐步形成了农业教育、科研、推广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农民培育体制。德国长期实行“双元制”教育模式，将企业中的实践培训与职业学校里的理论学习相结合。同时，培育体系与时俱进，根据农业现代化发展中的新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如德国近年来根据新情况，出台了加强农业教育的新计划，强调要全面更新农民掌握的专业知识和生产技能，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农业实用型人才。
三是灵活的培育模式。各国的农民培育模式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课程设置与授课方式灵活多变。韩国采用“学券”制度。农民在接受培育时根据自身需要使用培训券来支付培训费用，而不是由政府统筹安排培育课程。英国实行“一年学院全日制+一年农场实践+一年学院全日制”的分段式教学，强调实践教学。近年来，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大量采用网络教学，通过远程教育网络平台开设丰富多彩的农业课程，促使农民更新市场观念、提高信息灵敏度、更快地融入市场。
四是充足的培育资金。农业的特性决定了职业农民的培育经费主要由政府承担。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农民培育投资渠道主要来自于政府。对于培训机构，政府通过“间接”拨款和优惠贷款等方式，鼓励、引导、支持企业兴办农民培训和农民参与培训。对于培训对象，政府通过制定学杂费用的减免和伙食补助等优惠政策，鼓励青年学生报考农业职业学校。对农业科研和推广机构，政府同样也提供了大量充足的经费。在德国农业职业学校里产生的费用，由教育提供方承担，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则通过补助金的形式进行资助，职业教育对农民学生是免费的。
对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启示
第一，健全培育机制是基础。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只有通过立法，建立和健全农民培育法律法规体系，才能保障职业农民培育健康、有序、稳步地发展。因此，我国必须把开展职业农民培育，提高农民素质作为一项基本国策长期坚持下去。除了在农业根本大法《农业法》中增加加强职业农民培育，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相关内容外，应尽快组织专家研究、起草和制定关于职业农民培育的专门法律或条例。地方各级政府、人大也要根据当地实际，在相关地方法律中强化和明确对职业农民培育的要求，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农民培育法律体系。
第二，完善培育体系是核心。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既是基础，也是本质要求。与发达国家比较，我国职业农民培训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存在一些需要克服的问题，包括：培训主管部门与其它行业部门之间职能不清;培训资源分散，优化不够，全力不强;培训基地的培训力量不足，条件较差;适应培训需求和市场规律的运行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等等。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培育体系，优化运行机制。当前，完善培育体系的重点是加强基层农广校建设，落实基层农广校人员编制和财政保障，建立与职能任务和办学要求相适应的专职办学队伍，改善办学基础条件，提升教育培训能力。
第三，创新培育模式是关键。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不论是哪个层次或哪种类型的农民教育培训，既要注重理论性，又要注重实践性;既要注重系统性，又要注重应用性，使农民培训的着力点真正落实到提高农民培训的效率和效果，以及农民的技能和能力上。培训方式以应用实践为主，理论讲授为辅。当前，我国农民培训中虽然也考虑到要将实践与教学有机结合起来，并做了很大的努力，但仍然有较大的差距，教学过于空洞，农民很难将其所学全部用于农业生产实践中去。因此，要根据农业现代化建设实践和农民综合素质提高的需要，结合新型职业农民的特点，积极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根据产业特点和实际情况，创新适合当地特点的培育模式。
第四，加大培育投入是根本。一方面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教育培训、认定管理、跟踪服务等各个工作环节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扩大培训规模，提高补助标准，保证培训效果。另一方面，参考发达国家先进经验，利用市场化手段鼓励企业直接投资农民培训，鼓励农民培训机构采取多种方式吸收社会资金，筹措培训经费。同时，还要充分利用“绿箱”政策，增加农民培训投入，改善农民培训条件，提高农民培训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