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保兴说,我国农民分散居住在300万个自然村,因地缘关系形成了独特的治理模式和社会关系。在乡村治理方面,当前最容易有三种倾向:一是“农民农场主化”,模仿一些国家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强制搞农场主化经营,一户农民可以耕种几千亩土地,甚至上万亩,全是机械化;二是“农村城市化”,用城市建设模式来建设乡村,把村庄改造成城市社区,把村庄消灭掉,合并成几个镇,把乡村城市化;三是“农业工业化”,用工业化的模式来改造农业现代化,把农民一改了之,工商业圈地。
仇保兴举例说,非洲当年和拉美一样,城镇化高潮期间,农民把土地卖掉就举家到城市里,有工作的时候打一个工,没工的时候生活就没有着落了,所以形成了贫民窟,这种城镇化是单向城镇化。
仇保兴认为,我国农村是多样化的,各地文化特征也是多样化的。因此,对农业现代化道路设计应该是多元化的,要适应中国乡土文化和地理特征的、资源特征的、资源禀赋。“许多名优产品都是以村作为载体的,一村一品是中国的方向,农村是现代化服务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