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部部长陈吉宁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项工作始于2013年5月，两年多来已修改了50多稿，目前文稿已经基本成熟，下一步将按程序报批后实施。陈吉宁说，解决土壤污染问题，首先要摸清家底，建立健全法规标准体系。重点解决农用地和污染的建设用地，提出明确的管控要求。“土十条”将分别针对未污染土地、正在污染的土地、已经污染的土地分类做好风险管控，在风险管控的条件下做好修复。
陈吉宁表示，“土十条”治理土壤污染，是个“大治理”过程，并非要直接投入几万亿元。“这其中强调的是风险管控，要管控土壤污染风险，通过改变土地使用方式，而非简单依靠巨大资金投入。”
在资金筹集方面，据了解，土十条内容中将建议提取10%土地出让收益。据测算，若各地提取10%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土壤污染治理，加上中央财政、社会资金投入，每年投入可在1500亿至2000亿元。考虑到国家土地政策逐步收紧的因素，到2020年，预计可筹措到1.1万亿至1.4万亿元。
“国家也会酝酿一系列鼓励政策，促进和规范土壤污染治理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并逐步将土壤污染防治领域全面向社会资本开放。”环保部内部人士告诉记者，下一步国家将细化社会资本投资土壤污染治理领域的鼓励措施，包括财政、税收、贷款优惠等内容。分析人士认为，从中长期考量，“土十条”发布之后，带动的投资预计远超5.7万亿元。
中国环境修复研究院院长高胜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土壤污染一旦出现，危害十分严重。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累积性和长期性。高胜达强调，污染物一开始往往很难检测出来，同时在土壤中并不像在大气和水体中那么容易扩散和稀释，它会在土壤中不断积累而逐步超标。事实上，我国耕地污染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据统计，我国耕地面积不足全世界一成，却使用了全世界近四成的化肥;我国单位面积农药使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
除了化肥和农药滥用，近年来粮食重金属污染事件屡现报端。九三学社中央在2013年曾透露，全国耕地重金属污染面积在16%以上，其中在大城市、工矿区周边情况相当严重。如广州有50%耕地遭受镉、砷、汞等重金属污染;辽宁省八家子铅锌矿区周边耕地镉、铅含量超标都在60%以上……这些数据呈现了一个事实：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已威胁到粮食这一民生命脉。
尽管国家三令五申，但是与大气污染、水污染防治相比，土壤污染治理进展缓慢，由于治理难度大且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较高的技术门槛，我国污染土壤修复工作起步较晚，尚未形成良性的产业链条，整个产业市场目前基本处于信息封闭化和竞争无序化的状态。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于晓东坦言，我国土壤修复领域目前存在三大问题，首先是缺乏顶层设计，治理思路不清晰;其次是地方虚增建设规模和投资额度现象严重;第三是地方资金配套缺口较大，基本上是在套中央资金。
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院长、上海市环境工程设计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益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国内土壤修复产业产值仅为环保产业产值的1%左右，这一数值远低于发达国家30%左右的水平，随着治理和监管逐步加码，除了我国土壤污染恶化情况将会逐步缓解外，随之带来的产业红利也将逐步释放。
不少业内专家表示，但目前来看，上述模式在土壤修复领域尚未能得到有效推广，下一步政府应从政策法规完善入手，推动PPP等融资效果更好的商业模式在土壤修复领域的应用，以解决土壤修复领域面临的融资、治理效果及效率等核心问题，依靠市场模式来进行。
我国需要修复的污染土壤数量巨大。张益认为，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土壤污染问题，尤其是已关停的企业造成的污染后果，难以用传统的“谁污染，谁治理”原则去追究责任人。同时大面积的农田土壤污染修复费用极高，由于缺乏具体责任人，修复工程几乎很难推动。因此解决资金投入问题，是土壤修复领域面临的迫切问题，设立土壤修复专项基金具有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