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活着的时候讲过一件事，过去他当县交通局长的时候，把土路修起来了，但他退休后就没人管了。他跟我说：‘现在咱们村儿的男孩儿找不着对象，因为路不通，你能不能想想办法?’”高春芳向有关部门反映了情况，后来村里的路修好了。但吃水也存在问题，因为水不干净，村里很多人生病。自来水、交通等基础设施，都是姑娘决定是否嫁进村子的第一因素。
彩礼也是个大问题。来自甘肃天水的全国人大代表马百龄说，在自己的家乡，农村彩礼已经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不少地方甚至出现按照女孩“含金量”划分彩礼档次的现象：“比方说带‘金饭碗’的，带‘粮票’的，不带‘粮票’的。不带‘粮票’的就是没上过学的女孩子，彩礼比较低，大概8万到15万元;带‘粮票’就是上过学有工作的，彩礼在20万元上下;最高的就是公务员，据我了解，彩礼是25万到30万元。”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昭通市委书记范华平也注意到农村彩礼高的问题，但他觉得这并不是农村剩男问题的关键，“女孩子找对象，要求肯定要高一点。关键问题还是男孩子要提高自身素质，具备基本的做事能力，出去打工，打普工收入太低，做技工又没有技能，这是非常尴尬的事情，说到底还是文化水平低”。
昭通地处云、贵、川三省接合处，是云南省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在范华平看来，搞好脱贫攻坚，才能为农村大龄青年找对象提供一个外部的环境和条件，“如果农村生活城市化，在农村创业的条件才会好，才能为解决农村剩男问题创造条件”。
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湖南代表团审议时，问及曾经考察过的湖南十八洞村“去年有多少人娶媳妇儿”，全国人大代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长郭建群回答说“7个”。提到这个场景，全国人大代表、湖南老爹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田儒斌回忆说：“当时大家都笑了。”
田儒斌对这件事一直非常关注。他介绍，2016年年初的十八洞村相亲会场面盛大，“本村的来了，外村的也来了，相亲的男男女女几十人，看热闹的更多，总共有几百人”。十八洞村有900多人，这个村子原来有37个40岁上下的单身汉，大概占适龄婚配青年的10%。田儒斌说在湘西地区这算是一个“中等比例”。
现在，这部分人脱贫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能否成家。“以前，如果这个人盖了新房子，那就是脱贫了;现在脱贫更重要的标志是女方能够看得起你，愿意嫁给你。”田儒斌说。
为了帮助大龄男青年“脱单”，湖南当地政府的工作队或民间机构组织相亲，给大家搭了“平台”，让他们有交流的机会。来自湖南的另一位全国人大代表、长沙市副市长何寄华也特别推崇这种活动。自称为“农村人”的何寄华高中时就意识到了“剩男”问题。因为住在他家隔壁的四兄弟只有一个娶了媳妇儿。何寄华提出，这是一个“人性”的问题，先帮助这些人成家，他们就有了脱贫的动力。
何寄华认为，农村剩男的形成原因很多，除了区域发展水平和大龄未婚男青年自身的因素外，他还特别指出农村年轻人常常因为“缺少交往机会，又不懂得表达”而耽误了终身大事。“农村人谈恋爱根本不会说‘爱’这个字，就是说‘你看我合不合适’!”何寄华为他们感到着急。
在田儒斌和何寄华看来，脱单绝对是个“技术活儿”。近几年，湖南农村开始流行组织各种规模的培训、对接、引导和服务。在相亲会之前，地方政府工作队、团委、青联和妇联等单位会培训有意向的男青年，告诉他们如何表现出自己的“精气神儿”，如何“用几句话征服对方”。
何寄华对培训的内容非常清楚：“生活习惯要适当调整，衣服可以不好看，但是要干净整齐。不能第一个扣子扣到第三个上去，鞋带要系好，脚上有泥巴要洗掉。贫困不能没有精气神儿，你要让人家姑娘看到希望!”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华日服装有限公司工会主席朱雪芹是一位农民工代表，每年春节都要带孩子回老家江苏睢宁过年。她也注意到了农村剩男的问题，“要为农村青年创造创业的环境。创业带动就业，更多农村年轻人可以就近就业，年轻女孩子就可以留下来工作了”。
朱雪芹今年提交了一个建议，动员和号召知识型、技术型农民工返乡创业创新，反哺新农村建设，“他们在城市中学到了现代化的管理理念，学了一定的技术，掌握了一些信息，有一定的资源和人脉，回去创业成功的几率会更高，能够推动新农村建设，也可以把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农村青年的婚恋问题自然可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