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粮食大省河南的“农二代”,因为父母仍在土地耕种,所以笔者格外关注农民卖粮以及粮价问题。尽管从父母和仍在种地的亲朋好友那里,没有听说过为卖粮而“走后门”、给验质员“好处费”的事,但近年来粮价的持续下滑,却实实在在地伤害到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在笔者看来,这样的苗头或者说这样的趋势,亟需引起相关方面重点关注。正像我们看到的,在不少地方的农村,仍在从事粮食生产的,多是“超龄”的农一代。对农二代而言,随便外出打工几个月挣的钱,便会超过一年的种地收入,他们不愿种地的确有着足够的“合理性”。如果卖粮难、粮价低的状况持续下去,农民种粮“投入”与“产出”不再成正比,甚至一些地方接连出现类似的农民为卖粮而“走后门”、给验质员“好处费”的现象,最终的结果是,逐渐年迈的农一代不得不放弃土地耕种,而农二代也将更不愿意“子承父业”。
同样的,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等农业新型经营主体,也会因此受到波及。在笔者看来,农民、种粮大户、家庭农场主的种粮积极性必会因卖粮难、粮价低大打折扣;种粮人群的减少,导向的是粮食种植面积的减少;粮食生产得不到保证,最终损害的将是整体粮食安全。
所以,在粮食库存居高不下、国内外粮价倒挂严重,实行多年的粮食政策性收储体系正面临调整窗口期的当下,如何努力实现“价补分离”、让粮价回归市场,又想方设法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增强粮食可持续生产能力,考验着各级各地的协调处理能力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