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少年小楠渴望成为女性，并长期偷偷服用药物抑制雄性激素。某天，网上一位姓田的朋友通过QQ告知小楠，可以为其做睾丸摘除手术。二人遂约定在成都进行手术。
今年5月，小楠瞒着父母到达成都。在田某要求下，小楠划伤自己的阴部，并出具了免责声明。田某为小楠进行了手术。之后，此事被小楠的父亲发现并报警。经鉴定，小楠的损伤程度为重伤二级。
9月2日，田某被检察院批捕。据介绍，田某没有医师执业证书，不具有执业资格。而且，该医疗机构不具有进行变性手术的资质。《变性手术技术管理规范》中规定，手术患者年龄须大于20岁，同时，患者对变性的要求至少持续5年以上，且无反复过程;手术前接受心理、精神治疗1年以上且无效。
我住进了北京香山医院中二病房。办完住院手术后，我又去北医三院去做心理检查。医生拿来一个册子，里面有1000多个问题让我来解答。回答很简单，是，还是不是。这都是些细小的琐事，有些问题是在重复地提问。
这1000多个问题，如果回答对有60%的正确，你就有女性的倾向，但不适合做手术;过了75分，偏向女性，可以通过治疗纠正过来;过了80分，基本上达到女性标准，可以做手术了。我的分数算了一下，94分，医生说：你去做吧，一点问题也没有。我很理性，很多问题翻来覆去问，我都回答得一模一样。
我拿着心理测试单回到医院。医院看后，觉得做手术没有问题。但在做手术之前，我还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我的身份证。我住院是以男性身份登记入院的。而我做了手术以后，我的身份证如果没有变过来，是很大的麻烦事。这个时候，我就要跟我父亲摊牌。
正好，我的父亲到北京出公差，我打电话给父亲说：“我住院了。”
父亲说：“你住院干什么?”
我说：“治病。”
父亲问：“你得什么病了?”
我说：“你到医院来吧。”
于是父亲坐车来到香山医院。见了我的面，他问：“你是被烧伤了吗?怎么到整形医院来了?”
我说：“我要做变性手术，我要做女人了。”
父亲抽枝烟看着我，愣了两分钟，说：“总算对上号了。”
听了父亲的回答，我感到非常吃惊：“总算对上号了?什么意思?”
父亲说：“你知道吗，你小的时候，我怎么看你怎么像个女孩子。28年以后，你找到了你自己，对上号了，祝贺你!”
我在心里感叹道：原本我以为父亲的反应要超过母亲反应，因为我父亲是一个传统军人，而且，在父亲的三兄弟里，惟独他生了个儿子，金姓家族后嗣还要靠我来延续。我现在要改变性别，对父亲可能是一个打击。没有想到父亲如此开通，令我惊喜万分。父亲说：“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我说：“你回去把我的身份证改过来吧!”
父亲便拿着我的身份证回沈阳了。他来到派出所，说：“我的儿子要变成女儿了。我是来给我的孩子改性别的。”
户籍科的人说：“我们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啊!”
父亲说：“那你现在就开始写历史吧!”
户籍科的人便把我的性别改了过来。
父亲打电话给我，说：“身份证给你办好了。”这时，我的心才完全安定下来，准备开始做手术。手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胸部手术。这是经过外科手术进行隆胸。这也是杨主任最拿手的。杨主任让我选择隆胸硅胶材料，问我是做200克、250克还是300克。我先是挑了一件大号的。杨主任说：“太大，会影响你跳舞的。”我最后挑了200克和250克的。然后，我对跟拍我的记者朋友蒋越说：“明天我做手术，麻醉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到时请你帮忙用一个男人的眼光看一看，是200克的好呢?还是250克的好?”蒋越说：“当然250克的好哦!”
第二天进行隆胸手术，跟拍的记者都穿上了白大褂，为了拍摄效果，手术室又增加了一些灯光，显得非常明亮。手术过程很顺利，硅胶假体完成后，我被送到病房。第二天，我站在镜子前观察自己，发现胸部的曲线变化了，我又接近了女性一步。
第二部分手术，是去掉毛发和喉结。去掉喉结的软骨时，我虽然打了麻药，但始终处在清醒状态。因为这个手术稍有差错，就会影响到我今后发声。所以，医生边做手术，边让我发出声音，直到成功地将两片软骨切割掉。我的喉结平坦了，消除了男性的特征。下面是最痛苦的手术。为了彻底去掉毛发，必须把细胞里的毛囊破坏掉。要去掉嘴上的胡须，就要从嘴线处把肉皮翻开，然后，一根一根把毛囊剔出。但是，医生说：“我今天不能给你打麻药，一打麻药，你的嘴唇会肿，这样会影响缝线，容易缝歪。”我说:”那就不打麻药。”
手术开始，肉皮翻开一瞬间，钻心的疼啊!接着，一针一针剔出毛囊，这种疼痛又钻进了你的骨髓里。最后，缝合30 针，前几针还很疼，过后几十针，我都不觉得疼痛了。一个摄影记者当时看了都晕过去了。我的朋友轻轻抚摩着我的手，传达着他们的安慰。手术过程中，我没有叫一声，因为我如果叫喊，会影响医生的情绪。手术完成后，我的朋友们说：“金星，你比江姐还要厉害啊!”当时，我完全是一种意念：你要变成女人，就必须过这一关。我一定要挺过去。杨主任给我做手术时很专注、精细。一个护士对我说：“杨主任给你做手术每一针都像绣花似的。”是的。原本两个小时的手术，她做了近四五个小时。
手术过程中，我掉了眼泪，这并不是痛苦的眼泪，而是因为护士漫不经心，把很钝的剪刀递给杨主任时落下的泪水。我是清醒的，我在做手术的时候，有两个护士在聊天，当杨主任问她们要剪刀时，她们把一把钝的剪刀递给杨主任。杨主任生气地说：“这么钝的剪刀，怎么能够用呢?”我们的护士太不敬业了，我为之感到伤心!这是我落泪的真实原因。
前两部分手术做得非常成功。准备做第三个手术的时候，杨主任犹豫了。杨主任说：“金星啊，还做下去吗?”我说：“杨主任，你是什么意思啊?”杨主任说：“你看，你的胸做完了，胡须和喉结也没有了，从外形上看，你完全是个女人了，你平时穿上女性的衣服，别人也不知道，就这样吧!”我说：“杨主任你是在开玩笑啊!这叫什么回事?这可真是男不男、女不女啦!我可不是泰国的人妖!”
杨主任说：“你要慎重考虑考虑。”我说：“我考虑好了。”我反复做杨主任的工作，给她增加信心。杨主任以前做过刚出生不久的双性人手术，但像我这样的变性手术从来没有做过。我从比利时带回来一个比较先进的手术方案，跟杨主任一起商量。我说：“我的生理条件和外国人有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于是，杨主任他们结合我的生理情况，制订了一套新的手术方案。医院所有的医生都聚在一起，共同研究这个新的课题。
4月5日，清明节。那天谁都不做手术，说不吉利。我说：“他们嫌不吉利，我做手术。”护士说：“金星，你要知道4月5号是清明节啊!”我说：“清明节怕什么?清明嘛，把多余的清除了也就明了啦!清明节做手术，是个好兆头。”
做手术的前一天，杨主任给我做检查，说:“你有多大把握?”我说:“50%。”杨主任问：那另外50%呢?我说:“我交给上天了。老天爷该怎么处置我就怎么处置我。”
杨主任摇了摇头。她看我这么坚决，这么清醒，没有任何犹豫，也只好认了。第二天，履行手术前的责任签字。医生把责任单给我看了，里面有很多出现意外后果由自己承担的风险。我大略看后，毅然在上面签了字。这个时候，我真的把自己交给了老天爷，看老天怎么安排我今后的命运。
我是早晨9点进入手术室，全麻，整个手术做了16个小时。其中，我发生大出血四个小时，找不到血源，血直往外冒，只有不停地给我输血。这真应验了我有血光之灾。杨主任也辛苦，她跪着做了十几个小时的手术。手术最后做得非常成功!
但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医疗事故。我是坐在生孩子的架子上做的手术。手术过程中，他们没有锁好我的左腿架子，架子跑脱了，滑到我小腿的肌肉上，卡住了血液向下流通的渠道，血液不循环了，肌肉高度痉挛。我的腿是被蒙住的，但护士16个小时都没有检查我的腿的温度是否正常，小腿破了。16个小时后，我还在手术室做观察。我醒来一看，左小腿肿得比大腿还要粗，五个脚指甲盖，变成了五个小点，深陷在肿胀的肉里面。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左小腿始终处在麻木状态，这种麻木状态一直持续了两年。看到这种状况，我第一个想法是：“我要跳楼了。”我没有想过我的伤口多疼，我只想着我的腿给毁了。但我动不了，我被绑住了，起不来。观察期过了，我被送回了房间。这时，医生全来了，看着我这条腿。我问医生：“我的腿是怎么回事啊?”医生们经过检查，发现是一起医疗事故。
第二天，我的小腿肿得跟镜面似的，皮肿胀得亮亮的，如果用针一扎，就有一种爆出来的感觉。杨主任把神经科、运动科的医生叫来会诊，然后到隔壁办公室开会。我妈妈也参加了会议。诊断结果：小腿肌肉到脚指尖神经全部坏死，很难恢复，即使恢复过来，也是一个瘸子。
妈妈听完诊断结果，哭得跟泪人似的。妈妈一边哭，一边说：“金星跳舞跳得不好也就罢了，她跳舞跳得那样好，跳舞就是她的生命，这样的打击，她怎么能够承受得了啊!” 杨主任对这次不幸的医疗事故非常内疚，直感叹：“我作孽啊!我作孽啊!我把一个优秀的舞蹈演员给毁了!”其实，这不是杨主任的责任，是护士的责任。我躺在床上，能听见隔壁开会的声音。我想：这是为什么?难道我的选择是错误的吗?不会，如果选择是错误的，应该在下面的手术造点麻烦。但下面手术都很成功，为什么我的腿会这样?难道不让我跳舞了吗?不会的，也许好事多磨，老天爷也许是在考验我一下，看我能不能够站起来。
这个时候，很多朋友来看我。他们都听说我的腿坏了，出医疗大事故了，把一个舞蹈家给毁了。一个星期时间，杨主任瘦了七八斤。她每天从家里给我送来吃的，一直向我表示歉意、内疚。我也看不过去，这虽然不是杨主任的责任，但杨主任是负责这台手术的，医院责成是她的责任。我为杨主任抱不平，医疗体制不健全害了我们，我知道当时手术时护士的态度，责任应归在护士的身上。
我在纽约最好的姐妹汪燕燕回来了，她来医院看我，一进门，看到眼前的情景，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汪燕燕说：“金星，你是怎么啦?” 我手术后的身体状况确实很虚弱。大出血，伤元气，体重由原来的120斤减到96斤。我躺在床上时瘦瘦的，被子盖在我身上也平平的。汪燕燕看了我的腿，把医生全叫来，大声地说：“你们知道吗?你们把一个跳舞的天才给毁了!”医生做解释，汪燕燕不听，她说要打官司!你们得赔偿!汪燕燕回北京后打电话，花钱从美国把最好的律师朋友请来了。我劝汪燕燕说：“不要打官司了，这不是杨主任的责任。”汪燕燕说：“金星，你已经残废了，不能跳舞了，你如果不打官司的话，你将来心里一辈子都不会平衡的。你打赢了官司，将来还有点钱，保证你后半生有依靠。”
我说：“好吧，那就打官司吧!”我的腿起诉是赔偿一千万。想想看，一千万，那还不得把整个医院给卖了。怎么可能赔一千万呢?一千万还只是个数目问题，如果这个官司打起来的话，杨主任的博士头衔、博士后导师，一切荣誉都将没有了。所以，我当时特别犹豫。不打官司，心里也的确不平衡;打官司吧，又对不起杨教授。因为，这不是杨教授的责任。在这个过程中，我经历了半个月时间的思考。那时，我一直躺在床上苦苦煎熬着。我的腿非常痛，这种痛像是有千万根针扎着我的小腿肚一样，我只好要求护士给我打杜冷丁止痛。打了杜冷丁，我可以睡上一天。连着打了两天，当第三天我要求继续打的时候，护士拒绝了我的要求。
护士说：“天天打杜冷丁，上瘾了怎么办?如果继续打，病治好了，你就成毒瘾了。”
我疼得没有办法，要求护士给我再打一针。
护士说：“好，就再给你打一针。”
这一次护士是在骗我，她给我打了一针蒸馏水。由于心理作用，我当时感到舒服多了，竟慢慢地睡着了。 后来，护士每天就用打蒸馏水的办法骗我，但我仍然被蒙在鼓里，以为打的是杜冷丁。
一天，我看着我的左脚，内心里叹息不已。我问自己：为什么?这是为什么?难道结局真是这样的吗?我的脚好不了了吗?我用意念盯着我左脚的中指，看了它好一会儿，看见它微微动了一下。我兴奋了!心想，还有希望，我要让小腿的神经慢慢苏醒过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只要有信心，把这个过程坚持下来，恢复小腿的功能还是有希望的。于是我马上打电话，让律师撤诉。
然后，我把医生叫过来，让他们赶快为我医治这条腿。我的腿能恢复过来。医院没有运动医学，他们专门派车把我送到北医三院去治疗我的腿。三院的主要治疗手段是扎电针灸。用电针灸刺激我腿部的神经。治疗了半个月的时间，我开始下床活动。但还是不能走路，我只能坐轮椅到户外活动。我讨厌坐轮椅，便开始拄拐杖;从双拐变成单拐，从单拐到甩掉拐杖，然后，一瘸一拐地走路。
这只是我的腿的痛苦，而更痛苦的是做下身的手术。为了阴道伤口的愈合，不能解大便，所以，我只能吃流食。痛苦的是阴道换纱布，每天要把堵塞进阴道的纱布抽出来，然后换上新的填塞进去。抽出来时，那种连着肉的疼痛，钻心的疼痛，就像是把你体内的一团肉给撕扯下来。医生说：你每换一次纱布，就等于女人做一次人流。就这样，我每天都得做一次炼狱般的“人流”。由于做了阴道造型手术，我必须依靠导尿管往外排尿。一般插导尿管最多插两个星期，而我插了两个半月。为了保持今后不失去排尿功能，我每次用夹子卡住导尿管，等自己有了排尿感觉，才把夹子松开排尿。一个半月，要换导尿管。尿管抽出来的感觉，疼得我失声叫了起来!这种痛已经无法形容，而换上新导尿管再插进去的时候，那种痛苦就更难以言说。新导尿管换上后，由于尿管插得过于靠后，顶着膀胱壁，致使尿管堵塞。
当天晚上，我尿不出来，我的肚子胀得发痛。我喊医生，医生帮我按摩肚子，按一下，出来一点尿，按摩了一个半小时，尿才全部排完。第二天早晨，我的肚子又鼓起来，仍然排不出尿。我痛得在床上打滚。医生来了问：“怎么回事啊?”这时，我都快成了半个医生了，我说：“可能是导尿管贴在膀胱壁上了。”医生说：“是吗?”我说：“你试一试吧，到治疗室给我拔出来一点点。”
我被抬到治疗室，医生把导尿管只拔出来一丁点儿，我的尿便顺利排泄了出来。过了20天，我开始进食，又要过解大便这一关。我的病腿不能弯曲，只能一条腿搭在凳子上，另一条腿支撑着身体。我的手还得堵住阴道的棉纱，不让它掉出来。就这样，解一次大便，我得出一身汗。加上病后虚弱的身体，每一次大便完，从厕所走回病房，得15~20分钟时间。爬到床上休息半天才能够缓过气来。白天，我静静躺在床上思考。经过这一道关口又一道关口的磨难，我想，死也不过如此。我看淡了很多事情。这次再生之后，我突然发现，人进医院是件好事情。虽然肯定会有痛苦，但这种痛苦能让你生命的脚步自然而然地慢下来，平静地思考一下，不再疲于奔命。无论你多么有权有势，在医院，你就是一个无能为力的人。你的生命不在你的手里，你怎么也动不了。这个时候，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