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5日晚，“五道杠少年事件”发生后的首个周末，从武昌郊区一所封闭式寄宿学校归来的新闻主角——初一学生黄艺博打开电脑，在漫天的评论和谩骂中哭了，他问身旁的父亲：“我哪里错了吗?”
黄宏章和妻子马晓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只得告诉儿子——这才是他一直身处的真实世界。
对于仅拥有13年人生经验并长期被正统教育观追捧的黄艺博来说，这是一个姗姗来迟的真相，而更大的困惑在于：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他现实还有硬币的另一面。
黄艺博有着灿烂的童年，充满正确、荣誉、赞扬和过于远大的理想。他被塑造为样本，成为武汉八十多万少先队员学习的对象。2009年，黄艺博当选少先队武汉市副总队长，佩戴上该市独创的“五道杠”臂章。
这成就了一个光荣的家庭和一个符合主流审美价值的德育新星。在2011年3月的一则本地宣传报道上，黄艺博被描述为一个“一两岁熟知成吉思汗，两三岁看‘新闻联播’，7岁读‘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的天才政治少年。
意外的是，这一次赞誉并未如期而至。高度聚合的主流因素率先触发了互联网的不信任情绪。两个月后，随着黄艺博更多的信息被披露，其过于老成正统的形象和充满官气的话语抵消了人们对少年儿童的天然热爱，并将黄视作揶揄权威和反讽现实的标本。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舆论角力中，黄艺博被喧嚣裹胁，又如孤舟般隔绝。这个在不恰当的年龄被过早推上巅峰的少年，如今又将在不恰当的年龄承受沉重的挫折，并重新面对他的过去与未来。
黄艺博的家是个典型的双职工家庭，有成摞的书籍和两辆自行车。虽然环境一般，但他们有个让人骄傲的儿子。“人人都羡慕。”每一个邻居都这么评价。
五一节过后，黄艺博就隔离于公众视野，他被学校的围墙和铁门严密庇护着。只有一沓遗留在家中工整的书法习作还在显示着他曾有的寻常志趣和心情。
如今，一切已变得不同。“所有人都在曲解我们。”47岁的黄宏章在狭长的客厅里踱步，仿佛这样才能减轻他的愤怒，“我们每一次回应只换来无休止的谩骂。”他的妻子马晓丽则在一旁漫无目的地摩挲着儿子的书，“这样我能感觉和儿子在一起。”
这个被高度聚焦的家庭位于武汉市江汉区一个破败的家属区，1990年代由两家单位合建而成。现在它满墙斑驳，像一块伤疤陷入华丽的高楼群里，等待着随时可能到来的拆迁。
黄艺博的家在院子最深处，那是个80平米的普通两居室，由于楼层矮，洒进不了多少阳光。这是一个典型的双职工家庭，有成摞的书籍和两辆自行车。虽然环境一般，但他们有个让人骄傲的儿子。“人人都羡慕。”每一个邻居都这么评价。
2011年3月一篇本地媒体的报道成了这个平静家庭的转折点。当时黄家作为培养儿童的成功范例进入记者的视野。后来的新闻稿里，黄艺博被描述成一个极具政治素养的“天才儿童”——两三岁开始看“新闻联播”，7岁开始坚持每天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从不玩游戏，理想是“让大家过上更好的生活”。
一个天赋异禀、心怀天下的美少年形象被勾勒出来，并具体化在一张戴着红领巾和“五道杠”臂章(少先队武汉市总队副总队长的标识)的配图上。这引来了麻烦，“我最多只见过三道杠，一开始，我以为是在恶搞。”一位微博用户说。
一些深具娱乐精神的网民无意发现并介入关注这位“五道杠”少年，随即发现了更多。4月30日，黄艺博的博客被曝光。“官样”照片陆续传出，一夜之间，博客访问量突破百万。
5月1日，劳动节假期，一条匿名短信稍稍扰乱了黄宏章的心绪——“你的儿子很出名呀!”黄问：“你是谁。”对方说：“我是谁没关系。”
这个不祥的预感随着次日中午黄艺博在电脑前的一声惊叫而应验。此时，他的QQ正被海量请求添加，照片也被加工成各种形象疯传于网站与论坛。人们对黄艺博表达着厌恶，认为他是功利主义教育下失败的象征。
黄艺博的脸色逐渐发青发白，手也有些颤抖。闻讯赶来的黄宏章关了电脑，但仍然无法让他脱离恐惧。黄艺博一会儿木然地问父母这是怎么回事，一会儿喃喃自语：“为什么这么说我?我不是坏孩子。”
吃午饭的时候，黄艺博一口未动就往外走。母亲马晓丽心疼，就把一袋饼干塞到他书包里，但黄艺博却背着她悄悄拿了出来。马晓丽把儿子送到公车站，回来想着不放心，哭了。
纷至沓来的记者把黄宏章和马晓丽赶到崩溃的边缘。在最初的那几天，舆论尤其是互联网将黄宏章夫妇形容成一对急功近利、刻板虚荣的旧式父母，“罪名”是操控并炒作儿子黄艺博。他们选择躲避，常常要凌晨才回到家吃晚饭，觉也只能睡半宿。
“他只是对正统的东西比较耐得住。”母亲马晓丽感到不忿，“成熟点有错吗?看新闻联播有错吗?”
当黄宏章夫妇在舆论漩涡里疲于应付的时候，黄艺博则在校墙内揣摩着这场叵测的风波。由于没有互联网，每天中午他都给家里打电话。“他一言不发，总希望我们能主动告诉他些什么。”马晓丽说，“这样的气氛让我陌生。”
有一次，惯常的沉默中，马晓丽忍不住问儿子：“你觉得爸爸妈妈是不是很失败?”黄艺博说：“不要理别人说什么，只要我们一家和和睦睦就好了。”她和丈夫由此度过了稍微宽心的一天。“他只是对正统的东西比较耐得住。”母亲马晓丽感到不忿，“成熟点有错吗?看‘新闻联播’有错吗?”
马晓丽45岁，在军工系统服务，她的丈夫黄宏章是湖北一家省直单位政工(思想政治工作)处的副处长。要在武汉西北湖一带找到这个小康之家并不困难——他们的儿子黄艺博佩戴“五道杠”的照片被张贴于社区宣传栏的显著位置，身份是“义务巡查员”。
黄艺博的身份还有很多。在少先队，除了广为人知的武汉市副总队长外，他还身兼区、校两级大队委;在班级，他是班长;在媒体，他是少儿作家，已经公开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在社会上，他是环卫志愿者和慈善儿童，常到公共场所捡垃圾和看望老人;乃至在体育方面，他也是一个游泳和跆拳道的好手。
他的充沛精力和广泛涉猎获得回报。小学6年，黄艺博获得了从中国少年最高荣誉“全国五星雏鹰奖章”到班级“三好学生”等几乎所有少儿领域的荣誉和称号，实现“大满贯”。他关心历史和政治，担忧民族命运和人类战争。他早熟得让所有与之接触的人感到惊奇。“他生来就是这样的天性。”黄宏章说，“我们只是顺其自然。”
黄艺博的出生也附会得有些非凡。1998年2月诞生时他以近9斤的体重惊动了医院。身材瘦小的马晓丽带着这个特大型婴儿开始了母亲的征程。由于工作繁重和缺少老人帮忙，黄艺博从1岁开始就被托给一个下岗工人照顾。对方是司机，偶尔出门就用绳子把他绑在副驾驶座上。晚上跟母亲回家后，黄艺博还要被放进洗衣机内筒里直至晚饭出炉。“冬天最难熬。”马晓丽说，“孩子爱睡觉，怕他从自行车上掉下来，我就一路打他，他就一路哭。”
黄艺博温顺乖巧的性格就形成于那个孤独的幼年，他尊敬大人，不敢冒犯权威。幼儿园老师教《三字经》，学到“子不孝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时，他坚决不读，认为这是对尊长的不敬。
作为长期从事政工工作的公务员，黄宏章养成每晚收看“新闻联播”的习惯。但当儿子长到两岁多的时候，问题出现了——黄艺博要和他争台看动画片。黄宏章很坚决地捍卫了这宝贵的半小时，最后黄艺博屈服，再后来他一听到“新闻联播”的前奏就兴奋得手舞足蹈，拉着爸爸坐在电视前。“这是孩子孝顺，为了讨好我。”黄宏章说。
在日记《E网情深》中，黄艺博这样描述他的生活：“他(爸爸)总是骂我，打我，没有谅解过我，我一直生活在痛苦中，度日如年。”
尽管黄艺博的成长让父母如此满意，但在这个仅有两座楼的院子里，也有人认为他过早失去了童年。
冯建华是黄宏章的邻居，孙子冯杰只比黄艺博小一岁。冯杰是附近15个同龄孩子的头头，没事就聚在一起玩“三国杀”，但这个队伍从来不包括黄艺博。“他不爱说话，也很少下楼。”冯杰说，“都不像个小孩。”冯建华很欣赏孙子的坦率，他对黄艺博最深的印象是“穿着校服规矩地站着，很有礼貌，但不够可爱”。有一次他在楼下小卖部给孙子买零食，黄艺博刚好经过，就站住说：“爸爸，我饿。”但黄宏章没有理会。
黄宏章的急躁和严厉在附近出了名。“他(黄艺博)要是出来玩，他爸就打他。”一群在小区树荫下乘凉的老太太压着声音说。黄艺博的日记可以部分支持这一点，在一篇名为《父子之间》的文章中，黄艺博讲述了他因玩赛车而遭惩罚的经历——“(爸爸)两眼死死地盯着我，牙齿紧紧地咬在一起，然后举起他大大的手，‘啪’的一声打在我的背上。”
在另一篇日记《E网情深》中，黄艺博这样描述他的生活：“他(爸爸)总是骂我，打我，没有谅解过我，我一直生活在痛苦中，度日如年。”
纵然如此，黄艺博大都给这些日记赋予了大团结的结局。除了囿于僵化的语文教育模式外，黄宏章也的确是对儿子影响最多的人。
黄宏章军人出身，曾经是文学青年，转业后投身单位宣传工作，同时兼任某行业报驻湖北记者站站长。朋友对他的评价是：聪明，灵活，会来事儿。
因为在机关，黄宏章能方便地接触很多报刊，其中包括《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黄艺博进入学龄期后，黄宏章就拿它们充当儿子的识字读物。他希望儿子以后也能当公务员。“当官发财，哪个老百姓不想?”他说。
父亲的威权教育和主流媒体的长期浸淫让黄艺博变得比同龄人要老练和成熟。尚在一年级的时候，黄艺博值日时遇到一个调皮捣蛋的同学，他没有马上批评，反而事后表扬，这取得意外的效果，此后再顽皮的同学也变得非常配合。“我问他怎么会想到这么好的办法。”马晓丽说，“他说从书上看到的，叫‘用爱的鼓励调动孩子’。”
滑坡路小学数学老师王飞云也注意到黄艺博对做人细节的考究，“每次补习完，他会认真地把我们坐过的椅子搬回原处。”五年级时，班主任程德鹏收到黄艺博的一封信，就全班纪律松散问题详细分析了原因，“用这样的方式提醒我，让我有些意外。”
这些超越自身年龄的特质让黄艺博成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一年级下学期他正式成为班长，年年连任。二年级入队佩戴“二道杠”。三年级校大队委(三道杠)换届，黄艺博以一份漂亮的海报竞选成功，同年进入区总队委(四道杠)。2009年10月，在武汉市少先队总队委的竞选中，黄艺博凭着自信的演讲和周详的“施政”方案，当选为常务副总队长，佩戴上“五道杠”。
鲜花和掌声随之而来。黄艺博开始出席各种公开场合、晚会或纪念活动。其中一份资料是2008年黄艺博代表全武汉少年儿童到医院慰问汶川地震受伤者的照片。镜头里黄艺博一手放背后，一手前伸，腰略躬，头微俯，身旁还跟着同事和红领巾小记者。
进入高年级后，同院子的冯杰发现他在电视上见到黄艺博的次数比现实中还要多。现在，他和伙伴们正沉迷于一套叫“赛尔号”的游戏小说，刺激、好玩。而一楼之隔的黄艺博的案头上则摆着希特勒、拿破仑和艾森豪威尔的传记以及一则共青团中央人事变更的剪报。
“老实讲。”望着门窗紧闭的黄家，12岁的冯杰说，“我不太愿意过那样的生活。”
“我代表……”
从黄艺博几篇在公开场合的发言稿里，不难发现他对泛滥于中国大小会议的标准语句谙熟于心，结构工整有序，用词严肃得体。诸如“我代表……表示崇高的谢意和衷心的感谢”、“预祝……圆满成功”、“让我们……做出应有的贡献”等比比皆是。
“我是世界，是宇宙，是大自然的最伟大奇迹!因为我举世无双，因为我独一无二，因为我是最棒的，因为我是天下的王者……我一定会取得更大成功，我是最终的胜利者，我是大自然最伟大的奇迹!”
这是黄艺博完成于小学五年级的一首诗。此时，他的心迹变得更加豪迈和激昂，文字也超越了描写花草树木和做好事后的喜悦等题材。他读《水浒传》、《史记》和《资治通鉴》，从中思考人、生命、成功和兴衰。在给父亲黄宏章的一封信中，他这样结尾：“我会达成您的愿望，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在中国历史的记录上，在人类发展的史册上，留下不朽的篇章，名垂竹绵，功标青史。”
为实现这个宏愿，黄艺博过着繁忙的生活。除了更加努力地写作，他还要接受媒体采访，开展经验介绍，草拟倡议书，发表大会致辞和获奖感言等。
从黄艺博几篇在公开场合的发言稿里，不难发现他对泛滥于中国大小会议的标准语句谙熟于心，结构工整有序，用词严肃得体。诸如“我代表……表示崇高的谢意和衷心的感谢”、“预祝……圆满成功”、“让我们……做出应有的贡献”等比比皆是。
一个曾当过大队辅导员的老师透露，这些讲稿基本是经严格审阅的，有的甚至由老师全部代笔，孩子只管念。
比黄艺博小一级的李日新曾与他在校大队部共事，他惊讶于黄的精力。“他是市、区两级大队委，还抽空旁听我们的会议，提了不少意见。”
黄艺博也不是没有难题——他的成绩并不冒尖。在拥有悠久而卓越的应试教育传统的湖北，这意味着可能无法上一所足够好的中学。
2010年3月，六年级下学期。黄宏章为儿子整理编辑的《阳光男孩黄艺博成长实录》出版，书中搜集了历年来关于黄艺博的媒体报道、与各级领导合影以及获得的荣誉奖项等。马晓丽坦言，这是作为儿子升初中的一份推荐手册。
黄宏章在书中放进了一组后来广受诟病的照片——黄艺博当选“五道杠”后“研究工作”，“阅读文件”的场景。这些照片后来又被原封不动地移植到黄艺博的博客，几处“副总队长”也变成了“总队长”。黄宏章先是解释为“笔误”，后来黄艺博提出这样写他不好，父亲黄宏章则说“密码丢了”。
几个月后，正是这些照片和“笔误”引发了这场影响甚广的“五道杠风波”。黄宏章后悔极了。他时常做着徒劳的假设——如果没有那篇报道，如果没说‘新闻联播’，如果没建这个博客……但现在，他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他已成为众矢之的，一个被丑化的玩弄孩子命运、扼杀孩子自由的邪恶父亲。“我没有想到结果会是这样。”黄宏章说，“我不了解网络，不了解人们的想法，但我认为我们对博博的培养模式没有错。”
5月3日，黄宏章和妻子新建了微博首次公开回应，恳请网民给黄艺博一个正常的生长环境，但此举不仅没有化解敌意，还招致数以万计的跟帖和谩骂。
两天后，这个惶恐不安的父亲见到了他同样惶恐不安的儿子。他们藏了起来，对所有追访者说：“我们要去爬山，要去看蓝天白云，给我们一个清净的角落吧。”
其实，早在四年前，就有不少人呼吁应该放过这个未成年的孩子。现在，这位少年正在读高三，值此考学关键时刻，更不应该卷入舆论旋涡，也不应该再受到指责和谩骂。同时，笔者仍然认为“五道杠少年”没有任何错误，他只是按照家长的理念和学校的一些规则，做到了极致和最好。遥想我们当年小时候，我们的父母、老师、亲戚，何尝不是教育我们要拿两道杠、三道杠，要学习好，要积极参加学校的活动，只是非常遗憾，我们多数人没有拿到三道以上杠而已。
因此，放过“五道杠少年”，就是放过“年少时的自己”。网络上最近流行一句话，“放开那人，冲我来”。套用这个句式，对于此事，笔者想说，放过“五道杠少年”，冲年少时的自己来。原因很简单，“五道杠少年”听话、拿奖学金、为家庭争光等所有的事，做了我小时候梦寐以求但现在有点不屑一顾甚至异常反感的许多事。而“五道杠少年”就是我们父母口中经常所说的“别人家的孩子”，是曾经激励我们成长的范本，是父母总拿来对比的标杆。所以，“五道杠少年”犹如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中，我们能够看到自己年少时的心理，能够看到自己那一代人的成长轨迹，能够帮助我们思考当下教育体制中的一些问题。
是在结束教育历程之后，我们才开始反思自己在受教育过程中的迷惘;是成材成人之后，我们才开始鄙夷那些在教育领域非常主流化的东西;也是在成为旁观者后，我们才感觉“别人家的孩子”是那么的讨厌。因此，从某个角度讲，我们多数人都没有评判或批判“五道杠少年”的资本。甚至可以说，即便把“五道杠”骂个痛快，再让我们回到少年学生时代，“别人家的孩子”仍然会是我们的梦魇。
总的来说，质疑“五道杠”体现了教育理念的多元化，在某种程度上让更多的人反思体制性教育对于青少年成长规律的干扰与破坏要素，从而站在保护孩子不要过早损失童真与天性角度产生更多的建设性意见。我们每一个人，也当从对自己孩子的教育入手，尽可能地去规避这种现象。
超越自身年龄的特质让黄艺博成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一年级下学期成为班长，年年连任。二年级入队佩戴“二道杠”。三年级晋升“三道杠”、“四道杠”。2009年10月，在武汉市少先队总队委的竞选中，黄艺博当选为常务副总队长，佩戴上“五道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