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兵团三师四十九团破解“年年扶贫年年穷”怪圈—— 让贫困户分享产业扶贫红利
3年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四十九团除了破旧低矮的平房外，几乎没有什么像样儿的楼房，自行车、摩托车曾是全团最先进的代步工具。而现在团部周围是一栋栋拔地而起的小区住宅楼，水、暖、电、气和网络都进门入户。
谈起这些变化，职工群众们都说这要得益于国家和各级的帮扶政策。而在四十九团的决策层看来，扶贫不是疲于应付地去“灭火”，若不进行长远规划设计和产业布局，贫困现象还会死灰复燃。扶贫必须变被动“输血”为主动“造血”，必须走开发式扶贫和参与式扶贫相结合的路子。
从倒欠2万元到盈利
11万元——“输血”扶贫让贫困户甩掉穷帽子
“老婆，赶紧把羊赶到枣园东边的胡杨林里面去，有大片的青草。”在该团一连采访途中，笔者见到了正赶着羊群的职工刘昌友夫妇。攀谈得知，他家种了20亩红枣，喂养了30多头羊。
刘昌友承包土地种红枣，由于种植技术、田间管理不善，尽管起早贪黑辛勤劳作，但收入并不多。再加上孩子上学、赡养父母等，一年下来几乎存不上钱。2012年遭遇冰雹灾害，红枣几乎绝产，年底结算还倒欠了团场农资、承包费、水费等2万元，使本来就困难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
2013年，该团多管齐下对其进行重点扶贫，协调企业免费提供化肥、滴灌带等农资;争取工会扶贫资金买了10只能繁母羊供其饲养;发动社会力量捐款给其孩子上大学;团里也对他减免了土地承包费、水费等，同时还安排园林站跟踪进行红枣种植技术指导服务。当年底，刘昌友的红枣盈利11万元。
目前，刘昌友享受团场职工购保障性住房优惠4万元，已在团场购买了楼房，正在进行装修。刘昌友说：“以前，我都不敢想能买得起楼房，能有今天的变化，完全受益于团场的扶贫政策。”像刘昌友一样，依靠“输血式”扶贫摘掉脱贫帽子的就达206户。
“在扶贫举措上，我们主要争取国家和各级扶贫专项资金和优惠政策，围绕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援疆扶贫‘四位一体’扶贫格局，实现对贫困户的帮扶脱贫。”该团党委书记郑胜学说。
“等靠要”思想让30只羊变成10余只
——从被动要钱到主动学习致富技能
该团“输血”扶贫投入力度大、见效快，但时间一长，就从中发现一个怪现象：每年脱贫的户数中约有三分之一是“年年扶贫年年穷”。
该团五连维吾尔族职工买买提·吐逊一家5口人生活极度贫困，团里连续3年对其进行帮扶，始终是原地踏步。2011年，妻子生病住院，团里为其捐款，平时还发给救济粮油;2013年，由于棉田产量不高，年底亏欠，团里免去了一年的水费、土地承包费，垫付了化肥款。2014年，团里争取2.5万元贴息贷款买了30只羊让其喂养。半年后回访时，羊仅剩10余只了。经了解才得知，吐逊疏于饲养和管理，羊有生病死掉的，还有因急用钱被卖掉的。
团里对这一现象进行“麻雀解剖”式分析，发现“输血”扶贫有很多弊端，不利于团场长远发展和职工群众持续增收。“输血”扶贫易使贫困户陷于被动，长此以往，被扶贫对象易产生“等靠要”依赖心理，自己不主动学习生产技能，生活水平自然无法提高。
“这样虽然解决了一些贫困户眼前的生产生活困难，就像救火队一样疲于应付，容易疏忽设计长远帮扶计划和帮扶产业，不能从根儿上解决整体经济发展问题。”该团副政委陈超松说，还有就是“输血”扶贫措施不适应个体长远发展，实质性增效举措少，跟踪管理服务机制不够到位。因而，“输血式”扶贫自身发展后劲乏力，刚达到脱贫线的贫困户收入很不稳定，很容易再次返贫。
每个贫困户至少拥有一项增收产业
——产业扶贫让贫困户融入产业学到挣钱本事
该团发现“输血”扶贫的弊端后，对此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
今年6月，该团农机站残疾职工玉素甫·努尔江从茂源养殖合作社领回了2500元的分红。他说：“我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产业利润了。”
茂源养殖合作社采取团场扶持、能人牵头、费用上交形式，将800头能繁母羊全部进行托管喂养，已陆续产羊羔520只。今年上半年合作社对40户贫困残疾人每户发放红利2500元，下半年还将再分红2500元。
据统计，目前该团以这种形式自主完善“造血”功能的养殖合作社有6家，使300余户贫困户享受到了产业扶贫的红利。
此外，该团还多举措探索“造血”扶贫渠道。转变贫困户“等靠要”消极思想，对他们开展点对点精准技能培训，让贫困家庭至少有1人掌握1项劳务技能和实用技术。引导有劳动能力和发展意愿的贫困户发展红枣、香梨、核桃等特色产业，使每户贫困家庭至少有1项主打增收产业。
同时，拓展创业就业扶贫门路，提供无息贷款、免收门面租金等，鼓励贫困户向三产服务业发展，目前已有56户贫困家庭经营起了餐馆、商店。
宁夏巴浪湖农场推职工参与式扶贫—— 扶贫的事我们也有发言权
“无论是产业扶贫，还是公益扶贫，在巩固开发式扶贫成果的基础上，加大参与式扶贫，让老百姓参与扶贫决策。同时，用财政扶贫资金撬动社会资本，形成扶贫合力。”宁夏农垦巴浪湖农场场长丁立东说。
再不拔穷根，亏损何止二十年
改革开放以来，场办企业因技术装备落后相继退出市场。特别在国家实施封山禁牧政策后，许多牧工开始下山，4300名非农职工向农工转移，人多地少矛盾突出;加之农场长期承担社会事业，机构多，负担重，产业结构一时无法优化，使农场经济严重滑坡，企业的负债率曾一度高达255%。
可以说，企业千疮百孔、债台高筑，经营步履维艰，连续经营亏损长达二十年，一度成为垦区特困企业、上访大户。用巴浪湖人自己的话说，再不拔穷根，亏损何止二十年?
产业脱贫就是做自己擅长的事
没有政策扶持，扶贫开发必将举步维艰。巴浪湖农场发展特色产业，目前，已形成供港蔬菜、设施园艺、优质奶牛产业和优质粮食四大扶贫支柱产业。在产业发展上，农场听取职工意见，由职工按兴趣和专长进行选择，绝不在产业实施上搞一刀切。
“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才是脱贫致富的窍门。”职工们总说这样一句话。
在设施葡萄产业上，基地年产葡萄等各类水果100万斤，实现了1栋日光温室年收入3万元、1座大拱棚年收入10万元的目标效益。在设施蔬菜产业上，农场以“公助私建”方式来进行。目前，农场农五队职工家庭户均拥有2栋棚，户均年纯收入达8万元左右。
尽管位居内陆，但巴浪湖农场还把生意做到了香港。他们在供港蔬菜产业上，引进港商投资，合资建成了6000亩外向型蔬菜基地，每年向港澳提供蔬菜1万余吨，带动农场及周边农场2500人实现劳务创收1800万元。从原来的自给自足，到发展外向型经济，巴浪湖农场的扶贫脱困工作，“无意”中还打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
宁夏是我国的优质牧区，巴浪湖农场自然不会放弃奶牛养殖这一优势产业。他们用好自治区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发挥村级互助资金引导作用，实施“农场+合作社+职工”的发展模式，滚动发展奶牛产业，不断提高乳业附加值，奶农增收幅度明显。
单打独斗终短暂，多方参与保长效
农场通过争取政策落实项目，加快推动产业扶贫和公益性基础设施扶贫，实现了企业经营指标翻一番、人均收入翻两番的目标，连续二十年经营亏损的帽子终于被甩掉了。
丁立东说：“产业扶贫是一项投资较大的社会工程，仅靠专项扶贫资金单打独斗的扶贫模式，远远无法达到培育特色产业的目的。只有在发挥专项资金主渠道的基础上，整合项目资金，引导社会资金参与，才能解决脱贫长效问题。”因此，他们整合各类资金，集中投入到产业基地建设，推进扶贫产业基地化、规模化和效益化。
有大项目就有大发展，有小项目就有小发展，没有项目就很难发展。农场听取职工意见，最终选准了设施果蔬、外向型蔬菜等特色产业。同时，扶场先扶人，通过实施各类科技培训，使职工掌握先进实用技术，做到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扶贫应由受益者参与决策
长期以来，我国的扶贫工作主要以政府为主导的开发式扶贫为主，通过对口扶贫等方式，对被扶贫对象给政策、给资金。这种方式在短期内改善了贫困现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脱贫效果很难得到持续。当短暂的政策红利释放殆尽，当有限的资金使用完后，被扶贫对象再次返贫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前不久，在黑龙江建三江垦区举行的扶贫论坛上，有关专家提出，不少自上而下的扶贫项目偏离了被扶贫对象的需求，而成为产业扶贫的“软肋”。他们认为，扶贫应由被扶贫对象即受益者参与决策。因为只有被扶贫对象更熟悉当地的情况，更清楚自己适合做什么，让他们参与扶贫决策，就显得尤为重要。
而在开发式扶贫中，不少地方也意识到，只有给政策、给资金是远远不够的，它容易使被扶贫对象处于被动局面。因此，各地开始进行产业扶贫，通过引进产业项目等方式，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带动贫困人口脱贫。
作为开发式扶贫的有效补充，参与式扶贫更能体现综合扶贫的特征，即扶贫目标由解决温饱到“两不愁三保障”，即吃、穿不愁，教育、医疗、住房有保障，改善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实现贫困地区收入的更快增长;扶贫方式由开发式扶贫转向开发性扶贫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衔接，由政府扶贫为主转向政府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等多方参与的有机结合。
但由政府推动的一些产业化扶贫项目并不符合当地实际，往往半途而废，不仅造成扶贫资金浪费，还加重了贫困人口的债务负担。因此，扶贫应由被扶贫对象自己组织起来，参与到项目的选择、决策、监督中去。
未来有没有一些新的扶贫方式?专家提出，今后一方面要改善政府扶贫的效率、方法，将重点放在改善贫困人口进入市场的能力上;另一方面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再分配的方式减缓贫困，并鼓励个人和社会组织参与扶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