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元一斤的野生黑枸杞鲜果，引来了众多抢摘者。在青海省格尔木草原，被抢摘者洗劫后的场景惨不忍睹：一亩地的草场就能见到上百个沙坑，昔日绿色草原难以再现。
受巨额利润驱使，大量危害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在各地发生。从甘草、昆仑白玉，到天山雪莲、野生动物，再到如今的黑枸杞、崖柏，在利益刺激下，越来越多的攫取者、掠夺者正不顾一切地盗挖盗猎，由此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和资源枯竭，已经到了我们不得不严肃对待的时候了。
被哄抢的大自然馈赠
格尔木地处青海柴达木盆地，是青海省第二大城市，常年气候干燥，属于典型沙漠戈壁地带，非常适合野生黑枸杞生长。
2008年后，黑枸杞因被发现花青素超过蓝莓而价值倍增。黑枸杞干果的价格也从4年前的每公斤140元涨到现在的每公斤近500元，价格涨了近8倍。野生黑枸杞鲜果每市斤能卖到80多元。
据媒体报道，去年10月，多数草场被牧民承包给承包商管理经营，承包商将草场围起围栏，试图保护草场。然而，从今年8月12日起，数千盗采者开始冲破草场围栏、大门，不顾牧民、承包商阻拦，强行盗采黑枸杞。有盗采者持刀扎伤守卫者、放火烧掉守卫者帐篷、对承包商的房屋进行打砸、暴力阻碍派出所民警执行公务。
从8月10日至今，超过5000名来自各地抢摘者，洗劫了超过300万亩草场。当地牧民制止无效，看守的承包商人员亦被人持刀扎伤。
这些抢摘者的理由是——“草原的黑枸杞是天生的，不是你的”。
类似的抢摘、盗挖野生植物事件也在其他地方上演。
7月26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裕民县公安局森林派出所辖区巴尔鲁克山区哈音德赛尔牧场，一个盗采团伙盗挖野生中草药，警方当场查获野生红景天9袋共计420公斤。
裕民县公安局森林边防派出所教导员张勇向媒体介绍，近年来随着红景天、贝母、甘草、大芸等野生药用植物市场价格的快速提升，一些不法分子受利益驱使，非法采挖野生药用植物的行为猖獗，严重破坏了野生药用植物资源，损毁了林地及草原生态环境。
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在天山上毫无节制地掠夺性滥采盗挖，使天山雪莲面临浩劫。如今，天山雪莲资源已严重萎缩。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高东街一带，每个周日清晨，这里就会形成一个崖柏交易市场。2014年以来，北京、石家庄、西安、福州多地兴起“崖柏热”，崖柏工艺品受到追捧。在几个月时间里，一件崖柏手串从几十元飙涨至几千元，“极品”崖柏手把件甚至卖到几十万元。
崖柏，柏科崖柏属的珍稀植物，已被列入世界植物保护联盟红色名录，主要生长在海拔1400米以上的悬崖石缝中，目前尚无人工种植。
在崖柏制成品价格疯涨的同时，崖柏原木价格也接连几次翻番，供应商不断到山区向村民收购，这刺激着一些不法分子非法采挖、贩卖崖柏。在生长有崖柏的河北省石家庄市、保定市、邢台市等地山区，众多村民上山采伐做起崖柏生意。
对大自然的毁灭打击
野生黑枸杞是草原防风固沙的重要植被。此次野生黑枸杞遭哄抢事件受害者之一、藏臻果野生黑枸杞生态旅游保护基地的相关负责人对媒体记者说，群众盲目抢摘黑枸杞事小，关键是对野生黑枸杞进行破坏性的挖掘采摘，会破坏水土平衡，导致沙化严重，这将是对美丽大自然的毁灭打击。
有媒体记者这样描述格尔木草原黑枸杞被抢摘的场面：采摘者右手提着塑料桶，左手提着一尺多长的铁夹子，肆意踩踏草木，寻找黑枸杞。看到果实多的植株，他们就把塑料桶放在下面，拿铁夹子用力敲打植株，果实连同枝叶簌簌落在桶里。半分钟不到，一株黑枸杞变成光杆。
被掠过的草场，黑枸杞枝叶零落，有的连枝折断，遗落的果实迸出浆液，把草皮染成斑斑点点的紫黑色。草场到处是采摘者留下的塑料瓶，白色塑料袋挂在柳树梢头。
因抢摘、盗采野生植物，继而对自然生态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这种恶果不仅出现在抢摘黑枸杞一事上。
中国科学院专家对天山野生雪莲的生存现状进行科学考察后发出警示：如果像现在这样，不加保护地疯狂采挖天山野生雪莲，不出20年，天山野生雪莲就可能从地球上消失。
在河北省，一些山区村民疯狂采挖、加工、贩卖。“一棵崖柏被挖掘后，其树根处的局部山体将会出现至少五六平方米的大坑，山体环境遭到严重摧残。”河北省林业厅相关负责人对媒体记者说。
崖柏是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护生态地理环境，尤其是保护石崖、石坡等生态脆弱地区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大肆采挖，在崖柏这一濒危植物日益稀少的同时，太行山脉的山体环境正遭受严重摧残，生态环境受到破坏。
目前，采挖者已经很难挖到真正意义上的崖柏树根，他们便挖掉活体的坡柏、地柏来充当崖柏兜售。“活体树木被大肆采挖，带来的结果就是多年之后，山石风化脱落，造成水土流失，产生山体滑坡，对山体的破坏难以想象。”河北省林业厅相关负责人说。
利益是最大驱动力
与哄抢、盗采野生植物类似，盗猎野生动物的事件也在不断发生。
在绵延湘鄂赣三省的幕阜山脉上，栖息着200多种野生动物。有不少当地群众举报称：从猎杀到非法收购、运输，再到餐桌，非法猎杀和贩卖野生动物行为在该地区已经形成一条产业链。惨遭杀戮的野生动物不仅在当地被消费，还大量流向外地。
当地一名餐饮店老板不以为然地说：“又不是老虎豹子，怎么不能吃?”当地不少人甚至认为，捕猎野生动物并不是违法行为，猎杀与买卖野生动物一直在公开进行。
不难发现，这些不法行为都有一个共同出发点，那就是“利益”。
河北易县的“采挖大军”从今年农历正月初四就开始上山，邢台县4户村民就有百余个树根待售，采挖的崖柏80%是湿树根活体植株。
“钱多啊，挖一个卖几百元上千元，多的几万元。”媒体报道称，一夜暴富让大量村民铤而走险。采挖者有的因盗采崖柏而发财，买了汽车、盖了楼房，也有的在悬崖采挖过程中出了事，家破人亡。
今年5月，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检察院通过对近3年来受理的15件相关案件调查分析，发现引起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案件频发的原因主要有三：
因利益驱动致使铤而走险。从海安县检察院办理的15件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案件来看，行为人出卖的野生动物虽然不同，但其目的均是为了获取利益。如出卖黄鼠狼皮毛，制成狼毫原料牟利;出卖蟾蜍皮张为制药原料牟利;出卖麻雀为食材牟利等。为了多获利，有些熟知所猎动物习性、捕猎技巧较高的狩猎人员在短时间内便能捕猎较大数量动物。在海安县检察院办理的徐松林等5人非法狩猎一案中，5名嫌疑人一夜就捕猎麻雀900余只。
因法律意识淡薄致使行为任性。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者文化程度均较低，仅从海安县检察院今年办理的8件此类案件来看，在23名涉案人员中，初中文化以下人员占95.7%，文化程度低导致多数行为人缺乏对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及相关法律的正确认知，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行为的危害认识不足，认为自己的行为对生态环境影响甚微，却不知他们的乱捕滥猎是在自毁家园，更不知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此外，非法狩猎案件团伙化、有组织的态势也日趋明显，大多表现为家庭成员共同作案、邻里村民合伙作案、亲朋好友结伙作案等共同犯罪形态。仅2014年以来，海安县检察院办理的12件案件中，就有9件属于共同犯罪。
因市场交易走俏致使案件频发。猎捕行为屡禁不绝，除了作案人员的原因外，消费市场的存在也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案件频发。一些消费者对野生动物食材味道鲜美及进补观念的过分推崇，既催生了野味餐馆的兴起，也加剧了野生动物交易市场的红火。在一些地方，从猎杀野生动物到非法收购、运输，再到餐桌，已经形成产、供、销一条龙的地下产业链。如海安县检察院办理的徐松林非法狩猎一案，徐松林等人两夜张网就捕猎麻雀1400余只，全部卖给附近餐馆，由此便可见一斑。
保护范围过窄处罚过轻
与日趋多发的危害野生动植物行为相比，已实践20多年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显得有些“落伍”，立法目的不明确、保护范围过窄等缺陷越来越突出。
“我国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存在滞后性和局限性。”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环境资源法研究中心主任周珂说。
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所保护的野生动物，是指“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周珂认为，以“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为对象，保护范围过窄，缺乏对普通动物保护的一般性规定，不利于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
对野生植物的保护，同样面临这种状况。
崖柏便是如此。尽管十分宝贵，但崖柏并未被列入现行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仅仅在第二批讨论稿中被推荐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如果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植物，那么盗采行为就不能按照相关法律条文进行处罚。
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中国东北虎保护项目主管刘培琦说，从他多年的野生动物保护实践来看，现行法律法规存在着对于盗猎的处罚标准太低的局限性，不足以达到震慑盗猎分子的目的。
据介绍，我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在非禁猎区、非禁猎期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猎物的处以相当于猎物价值5倍以下罚款;没有猎获物的，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这样的处罚标准太低了，‘黑市’上一两只野生动物的价格就足以弥补罚款。”刘培琦说，据他了解，目前在东北“黑市”上，一只狍子的价格为2000元至3000元人民币，而一只野猪的价格也在1500元至2000元——盗猎成本低而又获利丰厚，两相对比之下，利益的驱动足以使盗猎分子不断挑战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规，不断将黑手伸向野生动物。
多管齐下遏制盗挖盗猎
1973年3月3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获得通过，该公约在确保物种生存免受国际贸易威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2013年12月20日，第68届联合国大会决定3月3日为“世界野生动植物日”。
在今年的“世界野生动植物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表致辞，敦促各方打击并严肃对待危害野生动植物的犯罪。
潘基文在致辞中说，非法贩卖野生动植物已成为一种复杂的跨国犯罪。打击此类犯罪不仅对保护动植物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也将有助于在此类非法行为助长动乱的地区实现和平与安全。
野生动植物产品被广泛用作药品、食品、建筑材料、家具、化妆品、服装和服饰，严肃对待危害野生动植物的犯罪，需要包括此类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内的社会各界支持。同时，相关执法努力必须得到更广泛的社会支持，所有国家的企业和公众均可发挥重要作用。
潘基文说：“我敦促所有消费者、供应商和各国政府，将危害野生动植物的犯罪视为对我们可持续未来的威胁。现在是严肃对待野生动植物犯罪的时候了。”
对于危害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案件的查处，涉及多种渠道、多个部门的管理和执法。然而，执法主体多头的联合执法行动往往需多方配合，一旦缺乏有效沟通和协调机制，很容易造成低效、拖延等执法不力的情形。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朝霞建议，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建立由各级政府牵头，以林业部门为核心，以工商、交通、民航、海关、环保等部门共同参加的联合执法机制。
对于“执法无力”的尴尬局面，亟需多部门联动执法，林业、公安、工商等相关部门各司其职，从采挖、盗猎、运输、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入手，采取行政、经济、法律、舆论等手段，强力打击非法采挖、销售等各种违法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