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分析人士看来，农村的潜力的确可以挖掘不假，“数字鸿沟”也确实要“填平”，但一方面，站在公司角度，如何更好地打通与农村、农民的紧密联系、如何结合到各个不同的农村发展的“特殊性”，都值得公司考虑;另一方面，站在农村发展的角度，是不是所有农村现阶段都适合发展“互联网+”，或发展电商，仍需要思索。
穿上襟衣，戴上银冠，清了清嗓子，汉族女孩陈晓岸在做上台前的最后准备。纯熟的方言唱腔和小麦色的肌肤，她站在唱大歌的侗族少女队伍中，已然像一名侗族姑娘。
去年，陈晓岸在大学毕业后，选择了绝少数人去的乡村。在深圳面试通过后的第二天，她便起身飞往贵州黎平，投入名为“为村”的计划，成为互联网公司腾讯的“社区运营经理”。
陈晓岸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以这么快就熟悉原本陌生的村庄。“这是位于黔东南的贵州省黎平县，由4个自然寨组成，共有居民460户，1863人，侗族占93%，人均年收入不及3000元，整个村子基本见不到青壮年，只有留守的老人和小孩自给自足。”在《国际金融报》记者面前，陈晓岸如数家珍。
不止如此。因为常与村民们混在一块，陈晓岸已经能听得懂几分侗话，并加入了侗族大歌歌队。每有宾客来博物馆时，她就是歌队的代言人兼主持人。
8月19日，对于陈晓岸及铜关村来说，迎来了一个不寻常的夜晚——“为村”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铜关村是该平台的第一个试点村。而几年前，这里还是一大片稻田的土地，而如今几栋扎着红彩带、由杉木房组成的博物馆已拔地而起。
对于陈晓岸来说，这是她所在的团队筹备了很久的开放平台，未来很可能会以铜关村为模板，向更多的乡村推广。这也标志着腾讯的“互联网+农村”计划正式启动。
“我们之所以建这个为村开放平台是想通过公司自身的‘连接器’，推动乡村借助移动互联网实现跨越式发展。”在现场，腾讯企业社会责任总监陈圆圆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她希望能在一年内将“为村”推广到中国1000个乡村，消除数字鸿沟。
事实上，自今年全国两会提出“互联网+”概念之后，农村成为企业们布局“互联网+”的一个重要板块。《国际金融报》记者查阅各方信息发现，目前包括阿里巴巴、苏宁、京东都高调提出了“互联网+农村”的战略。那么，“互联网+农村”究竟该怎么玩?
“为村”模板
“‘为村’是什么?”当《国际金融报》记者向陈圆圆提出这个问题时，她微笑着说，这个叫“为村”的项目已陪伴她走过了6年。
“今年以前，这个问题已在不同的场合回答了超过100 次，我不介意再说一遍”。简言之，“为村”，其实是“wecountry”的英译简称，以“连接，为乡村”作为自己的口号，是一个用移动互联网发现乡村价值的开放平台。
说得简单，做起来难。陈圆圆是“为村”团队的主心骨，过去几年，她曾上百次在深圳和黎平间来回奔波，常年“三下乡”，解放鞋、休闲裤成了标准行头。
陈圆圆和铜关村结缘于2011年。当时，铜关伍佰地方4个寨子打算召集2000名歌者举办一场十八腊汉歌会，却因数万元费用犯了难。后来腾讯基金会通过与腾讯网合作开设专题，想办法为这个活动征集了200名网友观众，村委会向每个人收取300元费用，包他们吃住，一起见证这个村寨山水实景演唱会。
“众筹”还未流行的年代，侗族村民们第一次感受到了互联网的力量。游人尽兴而归后，铜关村又恢复平静。这样的大型歌会多久才能再现?没有一个村民心里有底，陈圆圆也没底。
“他们坐拥绿水青山，却没法把这些变为金山银山。”陈圆圆认为，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村的“失连”，这种失连不仅包括情感的失连、信息的失连，更包括财富的失连。
“城市化进程中，村民为赚钱进城务工，引发情感失连和村庄空心化下的信息失连，进一步造成乡村与财富失连，乡村的发展停滞了。三大失连互为牵连恶性循环，不断消磨着乡村的活力。”陈圆圆进一步解释称。
“能不能借助互联网核心能力帮助西部落后乡村发展?”陈圆圆告诉记者，在贵州扎根的6年中，她一直在探索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直到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才让所有的尝试有了落脚点，她与团队找到了“为村”项目。
据了解，为村平台“连接”的方法可以总结成“为村三式”。第一式是帮助乡村学会如何“连接”，即帮助村民学会使用移动互联网工具包，用社交工具实现情感连接、信息连接。
目前，通过9个多月的努力，在铜关村，移动互联网已不是什么陌生的事，甚至连老人都懂得在小卖部门口蹭WiFi与远在佛山的儿子视频聊天了。铜关村有自己的的公众号，村委会在上面公示了村民最关心的低保信息和2014年、2015年上半年财务务公开信息，村民们看到后还能同时在微信群里热议。
为村的“第二式”是为村资源平台，即让乡村和资源方按需找到对方。“第三步则是为村庄提供通用素质培训，进一步提高村庄的资源整合能力和资源使用效率。”陈圆圆介绍，这一步的载体就是社区营造工作坊。
“这将为农副产品手工艺品的精品化、品牌化、个性化打开未来之门。”在陈圆圆看来，包括为“为村”项目建立的创投基金等，最终都将开放众筹，让人人都能为自己看好的村庄助力。
布局农村
在腾讯深耕农村时，阿里巴巴、京东、苏宁云商等互联网企业也在忙着下乡，布点农村电商。
去年10月，阿里巴巴启动“千县万村”计划，一大波淘宝下乡运动正式开始。根据阿里巴巴的规划，千县万村计划将首选与地方政府对接，整合当地物流配送、培训机构、农副产品检验检测机构、农资农具厂家等资源，打造一个“消费品下乡、农村产品进城”的双向流通体系，并提供包括金融在内的综合服务。
在每个站点，阿里将配备一名由村民兼任的代购员，并提供网线、电脑和大屏幕等设施。同时，阿里巴巴还为每个站点开设2万至3万元的担保账户。如果收到货后不满意，服务站会帮村民退货。
“阿里巴巴计划在3年到5年内投资100亿元，建立1000个县级的服务中心和10万个村级的服务站，覆盖全国1/3的县及1/6的农村地区。”阿里巴巴集团资深副总裁、B2B事业群总裁吴敏芝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希望在农村普及电商，突破信息物流等瓶颈，实现网货走进来，农产品卖出去。
京东则在去年主动接入了农业部的“信息进村入户”项目，直接对接全国农村信息服务站，将其作为网络代购点，以及农村物流的配送站和自提点。
在这个过程中，京东会负责对信息站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教他们如何下单购物。农民通过京东购买的商品也将直接配送至信息服务站。同时，选拔京东自身配送体系的员工独立负责一个区县的配送工作，希望用“县级服务中心”模式来撬动农村市场。
苏宁云商的农村战略与京东类似。据悉，苏宁云商2015年计划建成1500家苏宁易购服务站，并计划在5年内建立一万家，深入全国乡村，从渠道建设层面打通“农村电商”发展壁垒。
“在经营方面，苏宁超市将通过专业经营采销体系，把大量优质商品带到农村，同时启动农产品直采、农产品众筹等项目，把大量优质农副产品销往全国各地。”苏宁称。
苏宁云商副COO李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苏宁在农村电商要做两件农民解决不了的事情，第一是包装的问题。“怎么把特色农副产品的价值体现出来，首先要对当地的土特产品要了解，这就需要运营的能力和包装的能力。”李斌说，第二便是物流和金融。未来，苏宁会依托服务站为中心的枢纽，继续加大对农村市场的投入，真正实现“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抓住时机
那么，为何农村市场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中国数字鸿沟研究》课题组的报告可窥一二。“今年是中国正式接入互联网21周年。中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大的网民。但在偏远山区，还有一些村子用电困难，有的连公路也没有通，更不曾听说过互联网。数字鸿沟造成连接鸿沟，少数民族、古村落、山区这些因素让当地居民的连接程度非常低，与外部世界的对话几乎处于空白，大部分人、大部分时间处于‘失连’的状态。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在中国的迅速发展让人们有可能寻找到一条全新的发展方式。”报告称。
“如今的农村电商可能遇到了‘百年一遇的机会’，可以说是天时、地利加人和。”吴敏芝进一步解释，所谓“天时”，就是电商的成熟，比如，公司的生态圈遍布了所有的零售、批发、金融、物流甚至旅游等，互联网改变一个行业的能力随之越来越成熟。“地利”是政府对这件事情的重视度。
确实，今年上半年，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关于“三农”、电子商务相关的重磅政策， 仅今年3月以来就相继出台了几份重大文件，包括《关于协同推进农村物流健康发展、加快服务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行动的意见》、《“互联网 + 流通”行动计划》等，目前由 20 多个部委参与的《关于加快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指导意见》初稿也已经完成，重点将集中在对农村传统流通网络进行信息化改造，建设农业生产资料电子商务平台，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及拓展农村电子商务服务领域等四个方面。
“今天政府也开始大力地推动，希望通过互联网改变农村，我们做这个事业的时候，基础会更为牢固一些。”吴敏芝表示，更为重要的是人和，即意识的普及。
一位不愿具名的互联网业内人士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撇除企业的公益及社会责任的因素，从经济利益的角度看，布局农村，为农村打造开放平台、拓展农村电商甚至是农村金融，都是在抢占尚未开发的农村市场。“要知道，随着城市的增速放缓，农村这些尚未被开发的用户都是潜在用户，且这个数字非常庞大，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都是巨大的商机”。
据商务部数据，2013年中国农产品的交易总额在4万亿元左右，其中80%是通过传统市场实现，通过电子商务流通总量并不大，这也预示着还存在万亿级潜在市场。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分析师莫岱青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企业们积极在农村布局“互联网+农村”，其实是看中了农村的市场，圈住尚未开放的基数庞大的农村用户，同时，也是希望通过互联网思维盘活农村的资源，把自身的内外部资源进行整合 。
连接财富
那么，互联网的入侵，对于农村来说，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对此，腾讯研究院秘书长司晓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农业的现状，无论是生产领域还是村落管理上都存在很多痛点，包括农业生产效率低下、产业链上下游高度分散、农村信息难以上通下达等。
“国家层面对三农问题历来高度重视，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2年聚焦‘三农’问题。”司晓表示，如果说在PC时代，由于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成本高、使用门槛高，导致互联网在农村发展得缓慢，那么现在随着智能手机和3G网络的普及，移动互联网给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新的机遇。
北京农信集团的统计显示，国内80%以上的农村人口使用上了智能手机，60%的乡村拥有运营商架设的电信设施，20%的乡村已经享受到了无线宽带网络。
司晓认为，现在农村的信息化设备普及率已经比较高了，农村信息消费用户也已基本形成，其中55%以上均为20岁到39岁的中青年人。
国内国外的经验已经表明，移动互联网是能够提升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性价比最高的投资。比如，非洲乌干达的农民使用ureport软件上传香蕉青枯病的感染情况，仅在24小时内，就收到了超过35409条回复，帮助政府勾画出全国感染地区图，还通过平台回复，告知1.7万多人如何防止疫情扩散。
再如，在肯尼亚，当地奶农使用iCOW软件管理畜牧养殖后，根据调研发现，当地牛奶的产量提高了56%，奶农增收42%。
而在印度，从2012年7月开始，已经有100万农民通过订阅移动服务mKisan，查询最新市场价格、天气预报、作物管理、学习农业知识，目前仍有30万人一直在使用这款软件。
中国互联网协会秘书长卢卫认为，“互联网+农村”是目前最有可能成功的一种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方式。“过去的任何时代，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都非常大，惟独在互联网时代，差距是最小的，而就移动互联网来说，也是中国与国外，农村与城市差距最小的时代，所以这是一次重要机会，可以说是一次弯道超车的机会。”
“在这次机会里面，连接带来的改变是核心。”卢卫对《国际金融报》记者强调。
在京东董事局主席刘强东看来，“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融合，会是未来五年一个核心的主旋律，也是传统行业改造升级和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常态。
事实上，在上述企业布局“互联网+农村”后，那些地方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
来自黎平县的数据显示，深圳同乐时光设计公司的设计师对黎平县的优质茶叶和大米设计了新的包装，注册为“侗乡茶语”、“侗乡有米”，通过移动互联网平台销售的销量已经达3500斤，而在接入移动互联网平台前，“侗乡茶语”一年的销量只有200斤。截至2014年12月，仅“侗乡茶语”累计销售额达到150万，利润反哺金额近50万元。
除此之外，黎平县的茶油、妇女手工织出的侗布都在设计师的包装下提升了价值。“农村的特色农产品，由于其产量有限，必须通过设计和包装提高产品附加值，而移动互联网带来的大量长尾用户，可以为再小众的商品找到市场。”陈圆圆说。
在专家看来，这其实就是为村平台所提倡的“授人以渔”的方式，创造的是连接财富的机会。
阻碍尚存
“互联网的进入不仅可以增加就业机会，还可以增加农民收入，使得农产品趁着互联网这股浪潮，借助电商平台走出农村，同时也在改变农村消费模式。”对于互联网改变农村的能力，莫岱青并不怀疑，不过他还是比较担心，农村交通物流设施以及消费基础薄弱等不足还是会影响“互联网+”落地的效果。
莫岱青以农村电商举例告诉记者，由于农村消费者居住比较分散，订单密度比较小，很多物流公司都无法触及，农村消费者很难享受到城市消费者同样便捷的送货上门和售后服务。这是电商企业下乡面临的首要难题。
这样的感受在《国际金融报》记者前往铜关村的过程中也深有体会。虽然黎平有机场，但一周只有周四一班直飞飞机，如果不是周四前往，那么，你就只能从贵阳转机。但从贵阳到铜关村的距离是近六个小时的山路颠簸。
由于夏季暴雨天气多，已经建好的盘山公路上山石滑坡的现象时有发生，使得坐在车上的人感觉惊险万分。
农业部原常务副部长万宝瑞撰文指出，互联网出现后，传统的赶集方式逐渐转变为“网上赶集”，传统的“车马配送”正在转变为现代物流配送。但中国农村地域广阔，村庄分散，特别是落后地区网上交易后，购销产品量少而分散，给物流配送增加难度，一时难以解决。
万宝瑞还认为，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难题依旧困扰着“互联网+农村”计划的落实。“农民常常依赖于中间商，如龙头企业、经纪人、合作社或协会等对接大市场，定价权、订单权都很小，有了电子商务平台，小农无需或减少依赖中间商，可直接对接市场，但这仅是条件较好的部分农村可以做到。”万宝瑞说，由于农村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完全依靠互联网解决农产品流通问题还不现实，相当多的农民还要依赖中间商来解决。
对此，司晓建议，政府在未来可以给予农村地区基础设施补贴，因为现在的资费价格对于铜关乡这样人均年收入只有两三千元的乡村来说还是难以承受的。其次，对老年人进行互联网基础知识的培训固然重要，但更需要关注建立年轻外出务工人员与年长留守人员之间的文化返哺机制。
“此外，作为第三方公司应开发更贴近农村生活场景的应用，这样建立的乡村与外部世界的连接才更有意义。”司晓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