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试验发生在2700年前的春秋齐国。管仲提出盐铁专营，从而使国家成为营利性组织，在税赋收入之外，另有专营收入。不过管仲的办法并非设立国营盐场和铁厂，而是管制山海，把晒盐和冶铁的生产环节开放于民间，然后“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即通过资源垄断的方式，收取30%的所得税。
到了汉武帝时期，为增强国力进行整体配套体制改革，在实体经济领域，武帝将冶铁、铸钱、酿酒三业国营垄断化，是为“三榷”，然后在各地设立国营铁厂，派出铁官，在中央政府机构中设立金曹，在流通领域，推行“均输”和“平准”，控制重要物资的定价与买卖，我们所熟悉的计划经济模式，在那时第一次系统化地出现了。
唐朝建立后，李世民实行了相对自由化的工商政策，从而造就一代盛世。安史之乱后，中央财政拮据，刘晏再度进行国有化的产业改革，他抓住物价这个“牛鼻子”，在盐业领域推行“民产-官收-商销”的新模式，即把生产和流通两大环节均开放于民间，以促进效率，政府只在收购环节获利，为了平抑市场价格，他又建立“常平盐”制度，仅此一项，他让支离破碎的中唐又苟延残喘了一百多年。
宋代一改唐朝“兵在藩镇”的政策，中央财政支出陡增，对很多资源性商品实行国有专营，如茶、盐、酒、醋、矾以及外贸所得的香药、象牙等等，同时还发明了“买扑”、“钞引”两大特许政策，所谓“买扑”，就是将一地的专营业务公开招标，价高者得，”钞引”则是发行一种特许权证，民间商人可凭此去国营盐池领盐并在市场上销售，这一权证可以在市场上交易，“钞票”一词由来而来。
明清两代，在洋务运动之前，几乎没有大型国营企业，其实行的产业政策脱胎于宋，是为窝本制度，即政府把一些资源性产业的经营权，如盐业产销和外贸经营，以特许专卖的方式授予某些家族，后世所熟悉的晋商、徽商便得益于盐业专卖，广州的十三行商人则得益于外贸专营，由此出现两个景象：其一，凡是获得窝本者，一世可成国家首富，其二，政府与商人的契约关系不清，剥夺事件层出不穷，商人毫无安全感。
简单梳理一下历代的国有政策，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明确的结论：
1.中国从来是一个重商主义的国家，政府在资源性产业的改革从未停滞，出于大一统的政治需求，国有经济的存在是一个顽固的传统，及至于今日，它的存在理由仍然没有消失;
2.产业改革在生产、流通和定价权等环节上不断尝试，政府一直试图与民间达成利益均配的合作关系，然而，由于权利契约模式的不完备，特许专营制度成为了权贵资本滋生的温床;
3.1978年之后的国有经济改革，还是没有跳脱出千百年来的治理逻辑。无论是早期的承包经营，还是后来的“国退民进”，以及今日的“混业经营”，其出发点、思考路径以及种种试验，几乎全数可以在历代变革试验中找出模式雏形;
2009年之后的某些时刻，国内的自由派经济学家曾经提出过一些极端的政策建议，包括把国有企业以一人一股的方式分配于全民、国有企业彻底退出竞争性领域、取消发改委等机构，而今看来，这几乎是一些不可能的任务。
就在最近，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据悉，中央政府将在近日公布新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其成效如何，在现在要做出判断，显然言之过早，不过，在我看来，有三个前置性议题确乎值得大家来一起讨论。
首先，我们应理清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这三个概念，万万不可统而言之。
国有经济是一种产业经济型态，国有企业是一种存在方式，而国有资本则是一种产权概念，所谓的改革，在这三个概念内的试验模式各有特征;
其次，推动国有经济的壮大及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与实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不存在逻辑上的冲突，而是应该达成的目标;
其三，改革的“时间表”与政策宣示，应彻底公开，并接受法治化的监督。
千百年来，在我们这个国家，国有经济的改革从来不是“要与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更有效和公平的问题，从来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更是一个政治课题，而其最终成功，也从来不取决于前者，而更受到后者的制约。
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也许就是一直与之纠缠，喜焉于此，悲焉于此，兴焉于此，衰焉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