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我国粮食生产实现“十一连增”、今年夏粮再获丰收、现代农业加快发展的背景下，国家为什么要出台《关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意见》?是如何对这项工作进行战略部署的?
韩长赋：近年来，我国现代农业建设加快推进，农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各种风险挑战和结构性矛盾也在积累聚集，生态环境和资源条件两个“紧箍咒”越来越紧，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双重挤压越来越重，人民群众对农产品多样化需求和质量安全的要求越来越高，农业保供给、保收入、保安全、保生态的压力越来越大。面对新形势，迫切需要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201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今年中央1号文件都对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不移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尽快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注重提高竞争力、注重农业技术创新、注重可持续的集约发展上来。李克强总理指出，破解生态环境和资源条件两道“紧箍咒”，只能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制定出台《关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意见》，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这是国家层面首个系统部署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工作的重要文件。根据《意见》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要以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为核心，以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生产体系和产业体系为重点，着力转变农业经营方式、生产方式、资源利用方式和管理方式，推动农业发展由数量增长为主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上来，由主要依靠物质要素投入转到依靠科技创新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由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经营转到可持续发展上来，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是一项系统工程、长期战略，必须坚持把增强粮食生产能力作为首要前提，把提高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把促进可持续发展作为重要内容，把推进改革创新作为根本动力，把尊重农民主体地位作为基本遵循，力争到2020年，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取得积极进展，农业内生活力进一步激发，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农业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水平不断提高，农民收入持续增加，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重要支撑。到2030年，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取得显著成效，农业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竞争力显著增强。
记者：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当前粮食供需形势出现了一些新变化，请问《意见》在粮食安全实现方式上有新的调整和变化吗?
韩长赋：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绝不意味着放松粮食生产，绝不能削弱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意见》提出要坚持把增强粮食生产能力作为首要前提。确保饭碗任何时候都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夯实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基础。同时，《意见》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思路上作出了相应调整，主要是推动粮食生产由注重年度产量向稳定提升粮食产能转变，实现“产量稳定”“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这也是为了长久地、更好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产量稳定”就是要集中力量千方百计把最基本最重要的谷物、口粮保住，在此基础上，统筹兼顾棉油糖、“菜篮子”等重要农产品生产。“藏粮于地”就是加快建设高标准农田。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平台，整合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等，统筹使用、集中力量开展建设，到2020年建成8亿亩高标准农田。有计划分片推进中低产田改造，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结合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探索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优先在东北、黄淮海和长江中下游等水稻、小麦主产区，建成一批优质高效的粮食生产基地。“藏粮于技”就是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单产水平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大力开展粮食高产创建活动，推广绿色增产模式;加强农业科技自主创新，大力发展现代种业，推进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加快发展农业信息化，给粮食生产插上科技的翅膀。
记者：《意见》提出，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要以发展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为核心。请问土地规模经营如何适应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新要求?
韩长赋：土地规模经营如何适应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新要求，《意见》对此有明确阐述，即在稳步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基础上，各地要采取财政奖补等措施，扶持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引导农户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等方式流转承包地。有条件的地方在坚持农地农用和坚决防止“非农化”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农民意愿统一连片整理耕地，尽量减少田埂，扩大耕地面积，提高机械化作业水平。
具体而言，要在以下三方面努力：
一是鼓励创新土地流转形式。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完善县乡村三级服务和管理网络，为土地流转搭好平台、搞好服务。鼓励承包农户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及入股等方式流转承包地。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制定扶持政策，引导农户长期流转承包地并促进其转移就业。鼓励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二是合理确定土地经营规模。土地经营规模不是越大越好，应当有一个适宜的范围，要因地制宜，合理确定。据测算，现阶段，对土地经营规模的务农收入相当于当地二、三产业务工收入的，土地经营规模相当于当地户均承包土地面积10-15倍的，应当给予重点扶持。
三是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通过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升规模化水平。农业规模经营可以有多种形式，既可以通过土地流转，形成土地规模经营，也可以通过发展农户间的联合与合作以及农业社会化服务，来提高组织化、规模化水平。鼓励发展既不改变农户承包关系，又保证地有人种的托管服务模式，鼓励种粮大户、农机大户和农机合作社开展全程托管或主要生产环节托管，实现统一耕作、规模化生产。《意见》也明确指出，采取财政扶持、信贷支持等措施，加快培育农业经营性服务组织，开展政府购买农业公益性服务试点，积极推广合作式、托管式、订单式等服务形式。
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规模经营，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切实做到“三个不搞”，即：不搞大跃进，不搞强迫命令，不搞行政瞎指挥，防止“非粮化”、禁止“非农化”。
记者：目前，有一种说法是“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是第一大污染源”，也有一种说法是“农业面源污染占全国污染排放的半数以上”。请问如何通过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
韩长赋：近年来，通过采取一些有效的防控措施，我国局部地区农业面源污染形势呈好转趋势，但总体上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在一些地方甚至有加剧的态势，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加以治理。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提出要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入手，全面加强农业生态保护和建设。为此，《意见》提出要打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攻坚战，努力实现“一控两减三基本”。“一控”，就是严格控制农业用水总量，大力发展节水农业。“两减”，就是通过实施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把化肥、农药的施用总量逐步减下来。力争到2020年，化肥、农药使用量实现零增长，利用率提高到40%以上。“三基本”，就是实现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农膜基本资源化利用。
关于农业面源污染，我还想说明两点：第一，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不等于实际“污染量”。以化肥为例，我国农田化肥中35%的氮在当季被作物吸收，剩余大部分被后季作物、农田沟渠、缓冲带、湿地或下级农田陆续消纳利用，最终只有约7%进入水体，真正造成环境污染的量很有限。第二，农业面源污染很多是可逆的。工业污染基本不可逆，只能靠稀释、填埋，而农业面源污染大部分可以通过农艺措施来吸收和消化，比如种芦苇可以净化富营养化水体。
而且，从世界农业发展看，解决好粮食安全问题离不开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的大量使用，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也都经历过农业面源污染严重的阶段。在温饱没有解决、生存吃饭还成问题的年代，是很难顾上考虑资源环境问题的。因此，对于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既要高度重视，下大决心解决，但也要全面、历史、辩证地看，不能脱离实情、过度渲染。
记者：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老百姓愈发关注“舌尖上的安全”，《意见》也对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作出了部署。请问农业部还准备采取哪些新的措施来确保广大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韩长赋：《意见》明确把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确保“舌尖上的安全”作为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点任务之一，作了安排和部署。农业部将按照《意见》要求，坚持产管并举，力求做到“产出来”与“管出来”两手抓、两手硬。重点是推进“四化”和“两治”。
“四化”：一是加快标准制定，推进标准化生产。实施农业标准制修订5年行动计划。开展标准化生产创建，力争5年内全国“菜篮子”主产县生产基地基本实现按标生产。二是强化投入品管控，推进绿色化生产。实施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探索建立高效低毒农药补贴制度，推行高毒农药定点经营和实名购买制度。开展产地环境污染治理，集中解决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三是落实生产者责任，推进规模化生产。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领作用，率先在合作社、龙头企业推行生产记录台账制度，力争5年内基本实现全覆盖。四是建立追溯体系，推进品牌化生产。以生猪等“菜篮子”产品为重点开展追溯试点，力争5年内大部分合作社、龙头企业实现可追溯。稳步发展无公害、绿色和有机农产品，打造一批优质农产品品牌。
“两治”：一是加强执法监管，实施专项整治。深化突出问题整治，严打非法添加、制假售假、私屠滥宰等行为。加强基层监管队伍建设，推进综合执法，坚决惩治不作为、乱作为。二是创新监管模式，推进社会共治。开展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活动，强化属地管理责任，积极探索有效监管模式。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加强科普解读。
记者：近年来，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我国耕地数量不断减少，质量也在下降，在人多地少水缺、粮食生产紧平衡的严峻形势下，在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如何有效提高耕地质量?
韩长赋：我们常说，中国用世界10%的耕地和6%左右的淡水资源，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但这个巨大成就的背后，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一方面，农业资源长期透支、过度开发，复种指数高、四海无闲田，资源利用的弦绷得越来越紧;另一方面，农业面源污染加重，农业生态系统退化，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越来越接近极限。农业发展面临资源条件和生态环境两个“紧箍咒”，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水泥地上种不出庄稼，没有了耕地其他都是空谈。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做到“中国人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就必须切实保护耕地数量，着力提升耕地质量。
保护耕地数量，《意见》明确提出要坚守耕地红线，做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下降、用途不改变。要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加快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确保基本农田落地到户、上图入库、信息共享。为此，需要坚决控制建设用地无序扩张，今后各地制定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要避开永久基本农田，不能摊大饼式地大量占用城郊优质耕地。耕地占补平衡要做到补充数量和质量“两个到位”，坚决防止占多补少、占优补劣、占水田补旱地等行为。
提升耕地质量，《意见》明确提出要完善耕地质量保护法律制度，研究制定耕地质量等级国家标准，完善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充分发挥国家土地督察作用，坚持数量与质量并重，加强土地督察队伍建设，落实监督责任，重点加强东北等区域耕地质量保护。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分区域开展退化耕地综合治理、污染耕地阻控修复等建设，开展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试点等。实际上，就是要在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过程中，改变“重用地、轻养地”的利用方式，从单纯注重数量保护向数量质量保护并重转变，切实加强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新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