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老、下有小”，强度大、收入低，风险高、保障少，是这些“高龄农民工”共同的境遇。无论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看，还是从“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的现实需要看，都有充分的理由改变他们的境遇、保障他们的权益，让高龄农民工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是什么造成了高龄农民工的养老困局?
一则，是历史的因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确实经历了一个过程。比如，第一代农民工中的不少人，上世纪90年代随着打工大潮南下、进城，可直到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大部分才开始被纳入社会保障网。这意味着，年近退休年龄的农民工里，很多人不满15年缴费年限，无法领取养老金。未富先老，是这部分群体养老焦虑的社会大背景。
二则，是现实的困境。有专家计算，各类保险的缴费率超过40%，不少企业因不愿或难以承受这个压力，而没有给予农民工到位的权益保障。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农民工，不仅“议价”能力有限，还面临异地转移的困难。折腾一圈下来，拿到手的可能还没缴的多，更解决不了眼下缺钱的心慌。于是，不少人被迫选择中断社保，甚至弃保。本来多缴多得的制度设计，就这样成了“能少缴就少缴”的无奈选择。
历史的欠账，不能让历史去还，只能从当下想办法。这关乎基本的代际公平，也关系着经济发展的后劲。道理很简单，抗住经济下行压力，终究要靠实业;而振兴实业，终究要靠工人、靠千千万万农民工。倘若高龄农民工们长期行走在社会保障的边缘，势必拉大贫富差距、产生阶层隔阂。反过来，切实增进其当期收入与未来的保障，必将成为拉动内需的强大动力。
如何应对?从技术层面讲，一方面要适当调整社保缴费的费率，降低异地对接的门槛，打破城里打工的职工险与家乡养老的居民险的界限，共同增进企业与农民工缴费养老的信心。另一方面，也要加大劳动监察执法力度，对应缴不缴的违法行为严肃查处，让农民工维权的腰板硬起来，真正成为主人翁、主力军。
往深里说，高龄农民工的问题，本质上反映的是城乡的差距、劳资的矛盾。当前，城镇化率已达54.77%，可农民工及其家属仍难享受均等服务;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跑赢GDP，可“养儿防老、积谷防饥”仍是一些人的无奈之选。城乡发展一体化任重道远，让农民工分享红利、收获实惠，像城里人一样把根扎下来，是一场输不起的战役。
夕阳无限好，人间重晚晴。高龄农民工的境遇，的确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住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问题，关注一线职工、农民工、困难职工等群体，要“逐步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进得来、住得下、融得进、能就业、可创业，维护好农民工合法权益，保障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只有按照这样的要求，雪中送炭，纾难解困，我们才能排除阻碍劳动者参与发展、分享成果的障碍，让劳动更有价值、劳动者更有尊严，让中国梦在普通人的生命中充实起来、延展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