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农业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形势分析
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总体向好，有两个最显著的标志：一是粮食生产实现创记录的“十一连增”，总产达到12142亿斤，比上年增加103亿斤，连续两年超过12000亿斤。二是农民增收实现“十一连快”，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9892元，收入增幅连续第5年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和城镇居民收入增幅，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009年的3.33：1降至2.92：1。农业农村经济的好形势对国民经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意义重大，这是观察新常态对农民收入影响的两个重要前提。同时也要看到，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促进农民增收必须适应新的发展环境，应对新的变化和挑战，为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新常态下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变化，对农民收入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家庭经营收入保持平稳。一方面，土地流转和新型经营主体的发育，以及节本降耗等技术的应用，将有利于家庭经营收入的增长，由此带来规模化产生的规模收入、结构调整产生的效益收入、成本降低而增加的收入等;另一方面，随着新常态下经济增速回落到中高速增长区间，农产品市场需求走弱，价格对农民收入的拉动作用有所减弱。受成本“地板”和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农户务农种粮收益有限，比较效益较低的问题仍比较突出。
二是工资性收入增幅趋缓。新常态下，农民务工数量增长的速度在减缓，工资增长的幅度在下调。从数量增长来看，2011-2014年，农民工外出数量分别增长了1055万、983万、633万和501万，增幅逐年下降;从工资增幅来看，近几年增幅下降表现得更为明显，2012和2013年工资性收入名义增长分别为16.3%和16.8%、2014年仅增长9.8%。今后，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进一步放缓，在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农民工就业和工资水平增长也将受到一定影响。
三是转移性收入增长面临挑战。2004-2013年，农村居民获得的转移性收入从96.8元增加到784.3元，占农民收入的比重从3.7%上升到8.8%，对带动人均纯收入增速上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要看到，在经济新常态下，国民经济增速特别是财政收入增速有所放缓，在这种背景下，继续以直接补贴等形式增加农民的转移性收入面临较大的压力，如何进一步完善对农民收入的直接支持，也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政策问题。
四是财产性收入增长潜力较大。近年来，受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水平提高、农民土地流转和房屋出租增多、参加入股投资分红人数增加等因素影响，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不断增长，已经成为农民收入特别是局部地区农民收入的重要增长源。从长远来看，随着今后农村产权市场不断完善，农民财产性收入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国民经济和全球农业一体化对农民收入有深刻影响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影响农民收入的外部环境和内生机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民收入越来越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和国际市场环境的影响。新常态下观察农民收入，要深刻认识国民经济发展和全球一体化的影响，把握农民增收的动力源和着力点。
(一)国民经济发展与农民收入息息相关
大量实证研究已经表明农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相关性，经济增长速度快，农民收入增长就快;反之，农民收入也相应地减缓。1986-199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年均增速7.9%，农民收入年均增速为2.7%;1997-2002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年均增速8.4%，农民收入年均增速仅3.9%。近年来，农民收入能够保持持续较快增长的好势头，城乡收入差距能够持续5年缩小，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分不开的。
但也要看到，在新常态下国民经济发展正在经历深刻调整，经济增速回落到中高速区间，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4年我国GDP增速为7.4%，低于2013年7.7%的增速，更低于1979-2013年9.8%的平均增速;财政收入为14.0万亿元，比2013年增长8.6%，增速创下1992年以来的新低，连续3年低于1979-2013年14.5%的平均增速。因此，在农民收入增长问题上，必须有历史的耐心，密切关注国民经济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下决心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继续维持农民收入增长的好势头，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终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均衡。
(二)全球农业一体化对农民收入有深刻影响
全球化给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带来的挑战越来越大。我国农业在入世过程中做出了重大承诺，取消了数量配额、许可证等所有非关税措施;关税和关税配额制度成为调控农产品贸易的唯一手段;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仅15.2%，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关税形式单一，实施税率与约束税率同一;粮棉糖配额外关税最高也只有65%。除一些岛国和个别农业规模大竞争力很强的国家外，其他国家农产品关税水平都比我国高。总体上看，我国已经是世界上农产品贸易开放度最高的国家之一，面临的竞争压力正在不断加大。
农产品价格方面，综合考虑国际国内供求形势等因素，预计6-8年后可能突破配额外进口到岸税后价。大豆、糖料、猪肉、牛肉、羊肉等进口敏感产品，价差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大量进口国外低价农产品，使国内价格既不能随需求的拉动而相应提高，也不能随着生产成本的上升而相应上升，进口价格形成了国内农产品价格上升的“天花板”。一些产业的比较效益因此不断下降，农民通过价格获得的收入受到影响。
农业补贴方面，我们在加入WTO时承诺“黄箱”补贴上限不超过农业产值的8.5%，现在对棉花等产品的特定补贴已经逼近黄线。我们还面临资源环境和生产成本这“两个地板”的约束，农业生产成本上升，资源环境承受很大压力，依靠投入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小。随着农业生产要素特别是土地流转费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我国农业已全面进入高成本时代。据农业部市场司数据，2006-2013年我国稻谷、小麦、玉米、棉花、大豆生产成本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1.0%、11.6%、11.6%、13.1%、12.0%。同时，资源环境约束也日益趋紧。人均耕地和淡水资源分别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和1/4。在“天花板”和“地板”的双重挤压下，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受到挤压，这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挑战。
(三)把握农民收入增长的动力源
从大的历史跨度来看，影响农民收入的内因和外因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阶段。改革开放之初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上半期(1978-1985)这一时期农民收入快速增长，主要源于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增加。从增长的动力看，主要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制度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与此同时，国家大幅提高农产品统购价格，带动了农民收入增长。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1986-2009)。这一时期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快速发展的时期，伴随着乡镇企业和东南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工资性收入在农民收入构成中越来越发挥主导性作用。全球金融危机以来(2009-)，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不断加深，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日益受到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影响和制约，农民收入构成中的四大来源都要发挥作用，农民收入增长进入“多轮驱动”的时期。
在农民收入的四大构成中，家庭经营收入对主产区农民增收影响显著;工资性收入是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劳动力外出省份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撑;财产性收入寄希望于深化改革，盘活农村土地和集体经营性资产;转移性收入需要强化政府对农民收入的支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与此同时，有两个长期趋势值得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