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农村地区，我们经常看到很多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地里耕作，这一现象已经十分普遍了，这反映出我国“老人农业”的现状。其实现如今在城市里，尤其是一些高强度的劳动场所，这样的情况也愈渐凸显。近日，媒体关于“高龄农民工”的报道引发社会关注，中国人最忧心的未富先老的挑战已经先一步在农民工群体中显现。
所谓高龄农民工，是指50岁以上的进城务工群体。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15.2%,数量超过4000万人，其中更不乏60岁以上“超龄人口”。这些人大多是改革开放初期较早进城务工的第一代农民，没有知识、没有技能，只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城市里，所有最脏最累的活，不仅城市人不会干，年轻一代的农民工也不愿意干。他们所要面对的不仅是身体上的负荷、潜在的劳动风险，还有城市生活的排斥疏离、漂泊异乡的清冷孤寂，他们的境遇实际上比那些农村里的留守老人更为不堪。
或者有人可以对他们说：“钱是赚不完的，还是身体重要。”但若不是别无选择，谁愿意在六十多岁时还背井离乡外出打工;若不是担心老无所依，谁愿意熬着一把老骨头和年轻人抢饭吃呢?高龄农民工，实际上是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一个身处于夹缝之中容易被忽视的群体，他们的养老问题，既是我们在应对老龄化社会挑战中必须认真考虑的一个重要课题，同时也需要我们更进一步反思当前我国各种与农村社保相关的制度建设。
高龄农民工现象，首先反映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当前，我国已经逐步建立起了覆盖城乡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并轨”，并且规定只要参加职工养老险满15年，即可从城乡居民险转入职工养老险，这必将大大提高农民工保障水平。但是，这些措施的受益者，主要是壮年以及更年轻的农民工。对于高龄农民工而言，实际上享受不到多少政策红利。一方面，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太低，每月80元难以实现老有所养;另一方面，由于观念的问题、年纪太大难以满足15年缴费时间等原因，他们多数没有参保职工养老保险。实际上，他们是处于一个政策的盲区，两头不靠。
高龄农民工现象，更显示出农村“养儿防老”的传统正遭遇挑战，这背后是社会流动固化、贫困的代际传递现实。从媒体报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每一个高龄农民工身后，躺着的是孱弱而无法自力更生的下一代，以至于高龄的他们不仅不能获得下一代的赡养，自己还必须担起家中的顶梁柱，他们打工赚到的钱不仅要以备将来养老之需，还要用于支持自己孩子求学成家立业。近些年大学扩招背景下学费的高涨、大学生就业难，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男孩子娶媳妇愈加困难带来彩礼高涨，城市房价一路高歌猛进对农二代们的无情挤压……，这在这个急剧变化的大时代中，每一个看似可能和他们无关的波浪起伏，最终都会倒推回去，变成一双无形的大手把他们的命运定格在城市中继续辛劳工作，别无选择。
高龄农民工现象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和制度原因，也许暂时难以从根源上化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毫无作为。应该采取一些有效措施，使政策托底的水平努力再高一些，社会保障能力尽力再强一点，让他们能够对未来的预期更好一点，在确实感觉力不从心之时，能够平平安安、比较健康地尽早回到农村养老。比如，有专家提出，要保证所有高龄农民工能够加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建立个人账户，不必再缴费;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累加、结算、转移支付平台，把高龄农民工可能分散于多地的个人养老账户资金全部激活，另外，还可以尝试国家必要划拨专项资金解决高龄农民工养老问题。这些措施都非常必要，从现在社保体系已有的基础来看，并不复杂和困难，关键是有关部门必须对这个问题引起重视。
另外，高龄农民工问题也促使我们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必须冷静思考一下这个特殊群体回归农村的问题。他们很多人已经在城市呆了20多年，但是显然他们不属于那种已经在城市稳定就业的人群，农村必须给他们留有足够能够回乡养老的资源，比如承包地，比如宅基地。现在有一种说法叫“拔了根的城镇化”，在地方政府的眼中，其内涵就是对于一些已经彻底转移出去的农民工，要切断他们和农村的连接，不能两头挂着，简单说就是要拿走他们的地。这种说法在理论上也许没有问题，但是在现实中“彻底转移出去”却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普通农民家庭没有二三代人是实现不了的。至少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第一代农民工是必然要回到农村养老的，必须要考虑到他们的归属问题。在现有的养老保障体系还给不了他们完备的保障时，至少还可以做到一点——不要把他们的地拿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