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收入增幅“跑赢”城里人，今年已经是连续第5年。从2010年起，每年农民收入增幅都比城镇居民高1~3个百分点。
全国政协常委陈章良深有感触地说：“5年前，我在广西做农业工作，看着当时的农民收入增幅与城镇居民逐年拉大，心里很着急。这几年形势在慢慢变好，今年城乡收入差首次缩进3∶1。但是，由于城镇居民收入基数高，城乡收入差依然比较大。”
我国农民收入保持了5年的高增速，但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城乡收入差距仍处于高位水平。如何让农民持续增收？代表委员们纷纷建言献策。
发展现代农业是提高家庭经营收入的出路
农民增收，基础还要靠农业。然而，当前持续上升的农业生产资料和人工成本，不仅挤压了农民的利润空间，还导致国内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给国内农产品销售带来一定困难，增加了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上涨的难度。
陈锡文委员说，解决这个问题，要靠改革农业补贴制度，充分利用世贸规则，加大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等的绿箱补贴，为农业增效打下基础；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农民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很难增收，必须通过土地流转，发展规模化、集约化经营，走现代农业发展之路。”白先进委员说，“当前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着信息不畅、流转不规范的问题，建议通过建立统一的信息平台，在第三方监管下流转。”
“延长农业产业链也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于勇代表说，“建议尽快出台有利于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方面的政策，在土地流转和资金流入方面给予扶持。”李建春代表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农民只靠种植和养殖盈利空间太小，要延长农业生产价值的链条，走专业化、标准化、品牌化的路子，尤其是和二三产业的融合。”
“去年，我们与农业部门合作，推出了一批优质农产品品牌，建立全程可追溯体系是准入门槛之一。”刘平均委员说，“这些优质品牌农产品销售价格普遍比较高，但仍然很受市场欢迎。”
作为基层代表，夏玉发切实感受到了农业品牌化带来的好处。“我们村地处城郊，种植有机的蔬菜和水果，人们越来越看重农产品品质，价高也卖得好，今年村里人均收入达到了10280元。”
机械化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目前吉林省的农业机械化率已经达到了77.9%，对农民增产增收起到了重要作用。”任克军代表说，“吉林省农民2014年人均收入达到10780元，实现了‘十五连增’，突破了万元大关，其中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到六成以上。下一阶段将力争做到主要农作物的全程机械化，解决农村劳动力短缺问题，进一步挖掘农民增收潜力。”
挖掘好农民财产性收入这支“潜力股”
2015年新年伊始，在重庆市沙坪坝区，童家桥村村民享受到了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的改革红利。童家桥村毗邻主城区，厂房、门面等租赁收入稳定，最多的一户分到4万多元钱。
“农村集体资产对农民增收的贡献潜力很大。”陈章良说，“尤其是城郊的农村，村集体土地增值幅度很大，要通过改革建立合理的机制，让农民分享到增值带来的好处。”
从今年起，农业部将开展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以推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此外，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确权颁证工作也在稳步推进中。“农民手里的财产还不是资产，因为产权不明晰，所以很难进入市场交易。”霍学喜委员说，“要通过产权制度改革，搭建起良好的制度基础，从而激发农村的市场、农民的创造力，带动相关产业在农村落地，实现农民增收。”
正如李建春代表所说：“农民收入的潜力在产权制度上，深化改革就是要在这方面做文章。我们过去低估了土地的价值，没有发挥出土地的作用，将来允许土地进行交易，就会使得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得到大幅度提高。”
“乡下有山、有水、空气好，很多城里人退休都想到乡下养老。”白先进委员说，“如果允许农民把宅基地进行租赁，农民得到一笔钱，可以到城里买房，也可以做做生意，收入增加了，还能改善生活。”
“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保护好农民的财产权。”陈锡文委员说。农民一旦没有了土地，又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就会带来一系列隐患，怎样在搞活“三块地”的同时保护好农民利益，各地正在积极探索试点。
王道文委员建议，要突出政府的指导和监督职能。“市场本身不能自我指导，农民控制风险的意识又比较薄弱，应设置限制因素，进行有条件的交易，保证农民在财产的租赁、交易中获得实惠。”
技能培训为农民工资收入加码
“农民工进城务工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任克军代表说，“农民工现在进城务工的环境更好了，他们都是抱团找工作，维权意识有了明显提升，借助网络媒体的传播力量也有利于保护他们的权益，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工资性收入作为农民增收的主要部分，还有很强的增长动力。”
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深入推进，进城务工人员逐年增加，工资性收入一直是农民收入的主要动力。但据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农民工工资收入增长放缓。增长率由多年来的两位数变成2014年的9.8%。
“进城打工不容易，我们村年轻人进城基本从事建筑行业，但是这两年房地产行业不景气，建筑工人被拖欠工资的风险大，只有有一技之长的人才能在城里工作，单纯干体力活儿的基本都返乡了。”栗翠田代表建议，应该增强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
面对目前城里出现“招工难”，农民出现“就业难”的矛盾现象，黄奇帆代表也表示，要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增强转移就业的能力，保持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稳定增长。
“80、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宝贵的人力资源，如加大对他们技能的提升，可为国家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提供技能人才支持。”杨志明委员说。
“很多新一代的年轻人喜欢留在城市，但我觉得返乡创业也是很好的选择。”村支书王海燕代表说，“我们那里第一批进城打工的农民年龄大了都开始陆续返乡，有的人种植特色中药材，有的人创办合作社种绿色蔬菜，蔬菜每个星期直接送到城里的小区门口，发展得很好。”
精准扶贫撬动贫困地区农民增收
“户均两座棚，收入不发愁。”这是甘肃省古浪县农民这两年叫响的口号。这个地处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小县城，2008年农民人均收入只有2000多元，到2013年已达到4484元。
古浪县县长杨东代表把古浪县经验总结为脱贫“良方”，他说：“最重要的是变过去‘大水漫灌’式扶贫为‘精准滴管’式扶贫。古浪县依托生态移民扶贫开发项目，以‘户均两座棚、人均一亩林’帮助农民生产致富，2万农民实现了当年下山、次年脱贫。”
“扶贫工作非常强调瞄准，因为要真扶贫、扶真贫，就必须要瞄准贫困人口。把连片特困地区作为重点是瞄准，重点县、重点村是瞄准，帮扶到户更是瞄准。”范小建委员说，“精准扶贫关键还是要大胆地去探索。”
“2014年，全国农村有1232万人口脱贫，年度减贫目标超额完成，精准扶贫功不可没。”刘永富代表说。今年，政府提出的扶贫目标是1000万人以上，这是政府工作报告第二次提出千万人以上的年度减贫目标。截至去年底，全国贫困人口仍有7017万。“这是最难啃的‘硬骨头’，但我们必须‘啃下来’。”
“我们国家的扶贫工作，现在正处在一个由解决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过渡的历史时期。”范小建委员说，“目前，我国扶贫标准是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算上物价上涨因素，去年的扶贫标准为2800元，1232万农民脱贫，意味着上千万贫困人口实现了增收。当然，逐步实现7017万人的减贫目标，还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