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判定农产品和食品是否“合规”，首先就必须有“规”。戴天荣认为，从我国近年来的监管实践和司法实践看，我国农兽药残留标准仍然存在两大问题，突出表现为“缺”——
“明物质”缺标准，主要指已登记使用的农兽药和已明令禁限用的物质。我国登记使用的农药620多种，目前仅对其中387种农药制定了3647项限量指标。我国登记的兽药350种，但仅对94种兽药制定限量551个。
由于标准缺失，基层监管工作十分尴尬。比如对于超范围使用农兽药的问题，在监管实践中由于缺乏判定标准，即便检出也难以处罚。
“暗物质”缺预防，主要是新出现或者可能出现的危害物质。这类物质既难预知，也难监管，往往一经发现就会在全产业链传导，造成全国性甚至全球性恐慌。对于这些危害物质或者潜在危害物质，我国一直以来缺乏行之有效的办法，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戴天荣提出，可借鉴国际做法和我国对食品添加剂的管理经验，尽快将农兽药残留标准管理制度从“法不禁止即允许”的“列举制”转变为“法不允许即禁止”的“准许制”，探索建立“准许标准、一律标准、豁免标准”三位一体的农兽药残留标准管理新制度。
“准许制”的核心思想是预防未知和未知从严——农产品和食品中不得含有“准许列表”之外的危害物质，“准许列表”之外的物质都执行“一律标准”，一般是不得检出。而“准许列表”之内的物质都会有一个具体的限量值，至少先有“规”，哪怕暂时不完善。
为此，他建议将“准许制”写入《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从法律高度予以确立。同时，要创新方式方法，建立农兽药残留标准制定与农兽药登记许可联动、与质量安全监测联动、与农产品国际贸易联动、与国际标准制定联动的新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