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漂亮的女记者严婷婷，最近被取了个绰号——“猪司令”。她放弃了电视台出镜记者的工作，抛下事业单位编制，回到浦东农村，养起了种猪。拿着与当记者时同等的薪水，她从每天坐电视台专车出门采访的状态，转变为每天撩起裤腿进猪棚的状态。
“我家本来就是养猪的，没什么。”她笑道，“养猪也是我的一份事业呢！”近两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像严婷婷一样，返回了自己曾拼命逃离的农村——他们或是接手家族产业，或是白手起家创办自己的农产品品牌。
不喜欢朝九晚五的城市生活
毕业于西安交大计算机系的刘海燕，开着一辆时尚越野车，打扮时髦，说起话来总会忍不住蹦出几个英文单词。很多人拿到她递来的名片，都会忍不住再细细打量一番眼前这个漂亮姑娘——她竟然是搞农业合作社的。
刘海燕在浦东农村种植了将近200亩草莓，并建设了一个占地1200多亩的蔬菜瓜果园区。她卖的草莓，因为采用生物有机液肥和自制有机生物菌肥料，售价要比市场价格高出20%～30%，但依然颇受欢迎。
这名被誉为“草莓公主”的上海农民，是本来有机会留在市区并获得不菲收入的名校毕业生。
刚毕业那会儿，刘海燕是一个令人羡慕的企业白领，在中国电信的推广站里做推广。当时她的月薪相当于应届生平均工资的两三倍。
“我不喜欢朝九晚五的工作，所以想转行。”因为无法适应城市生活节奏，她多次“跳槽”，最终决定回村创业，“就是想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事做”。
几乎与此同时，在浦东泥城镇彭庙村，毕业于复旦大学太平洋金融学院的王黎娜也放弃了在上海银行的白领工作，返乡创业——准确地说，是接手父亲的扁豆产业。她现在的头衔是“扁豆姑娘”。
王黎娜也不太喜欢城市里朝九晚五的生活。“每到青扁豆上市，爸爸就特别忙。这几年看到他实在忙得不行，我又是独生女，就辞职回家帮忙。”王黎娜说，实际上，经营一份事业比在银行里做一名普通员工更有成就感，尽管她现在的忙碌程度是在银行工作的两倍，但她相信，农业的未来，一定是朝阳产业。
对农村有与生俱来的真感情
“农二代”一个特点是，他们对农村有着与生俱来的真感情，“返乡务农”这个听上去不算太体面的活儿，在他们眼中，就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
20岁的尹士丰大专毕业后，毫不犹豫地回到浦东万祥镇新振村当起了“瓜农”。最近一段时间，她一直在参加由浦东新区团委、人社局、农委搞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会。
“我小时候爸妈外出打工，从小跟着爷爷奶奶在田里待着，到处乱跑，很开心。我很喜欢在田里摘菜、种菜。”在父亲的指导下，她正在慢慢学习种植8424西瓜、甜瓜、翠冠梨、水蜜桃等水果，她的近期目标是“把瓜种得更好一些”。
严婷婷则特殊一些。她说，从电视台记者到“猪司令”，是一路“磨过来”的。养了一辈子猪的母亲，是头一个反对她的，“哪怕咱家以后（养猪）这个事不干了，也不要你扔下工作回来”。
这其实是“农一代”心中普遍存在的想法，做农业辛苦且利润薄、风险大，很多人靠农业起家，努力把孩子送离农村，让孩子找一份安稳工作，在城市安家。
对于母亲的反对，严婷婷采用了“磨”的战术。她一边每天下猪棚干活，一边安慰母亲，自己决定了的事不会改变。她所养殖的种猪，后来被贴上了“祥欣猪”这个品牌，成为进口种猪中的“战斗机”。
“农二代”介入项目科技含量高
记者注意到，有“农二代”介入的农业项目，大多带有新型现代农业所亲睐的“高科技”含量。
前不久，“猪司令”严婷婷就参加了浦东新区青年创新领导力培训班，这一培训，主要面向一些高新技术企业的青年掌门人。班里只有她是“养猪的”。
一群搞医疗、通讯、移动互联网的“同学”听完她的自我介绍后，一个个张大嘴巴发愣，“一个养猪的，还有什么创新？什么高新技术？”
实际上，严婷婷所养的种猪，需要经过严格的“选育”和“育种”，这一过程，涉及很多科技创新。此外，她的养猪场现在开始搞起了“现代化”——猪场里要有智能化设备，定期检测猪的生长情况，自动洗澡、消毒，就连猪场空气都要经过严格的过滤。进她的猪场，还要穿消过毒的隔离服，“就像进实验室一样”。
而在浦东的大团地区，一名从加拿大留学归来的“农二代”干脆给自己的农业公司取了一个高大上的“科技名”——上海益升若兰科技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的董事、总经理董若兰原本学成归国后，在复旦大学太平洋金融学院当老师，却因“工作太轻松”而弃教从商。
董若兰的父亲已拥有一家管道配件公司和一家房地产公司，她没必要再开拓其他市场。但这个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女孩，却心心念念要搞农业——方向是栽培菌菇。她引进了一家掌握食用菌工厂化栽培核心技术的韩国企业，投资6.5亿元，搞起了现代化的食用菌栽培。
在一大批像严婷婷、董若兰这样的“农二代”推动下，浦东的农业发展，正朝着“农一代”过去顾及不到的新领域发展，“农二代”的农业科技创业将为这座正在谋求经济转型升级的城市注入新的动力。
浦东新区区委书记沈晓明曾与8名“农二代”青年代表座谈交流，他说，年轻人是浦东农业的未来，农业青年要更多依靠知识和智慧来发展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