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现在我们在经济新常态下，这个新常态对于我们农业农村工作发展带来了什么样的挑战以及带来了什么样的机遇，请您解释一下。第二，刚才您刚才也提到现在我们国家国内农产品的价格逼近“天花板”，国内生产成本这个“地板”不断抬升，形成双重挤压。一号文件里提出，现在要改善农业补贴的导向性和效能，并且会选择一些地区展开试点，想问一下现在试点工作展开怎么样?谢谢。
陈锡文：
关于新常态，去年12月份中央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对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进行了非常全面和非常深刻的论述。从总体上看，一般大家能理解的，从表面来看，所谓新常态和我们过去能够达到9%、10%、11%的增长率相比，我们的增长率会从高速增长转到中高速增长，大家讲到7%-8%的增长率。经济增长的状况是我们大家都能够看到的，增长适当的降低，对需求是会有影响的。同时增长适当的降低对财政收入也是会有影响的。从这两个角度来讲，当然整个经济进入新常态对农业就是一种挑战，怎么能生产出产品让市场对你有更多的需求，让你有更加多的收入。
另一方面，在财政收入增长减缓的情况下，怎么保持国家对农业支持保护的力度，使农业能够健康的发展，这都是在新常态下农业制定政策需要研究的问题。但是反过来，新常态也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新常态下大家都更多的去追求整个经济或者生产过程中的质量和效益，人们不太会关注GDP增幅的高低、产量的多少，而更多的关注产品的质量和生产的效益。这样对于农业加快转型，完成它的发展方式转变，去更多的优化农业的生产结构，促进我们刚才讲的农业中一二三产业的融合，都会营造一种非常好的气氛。
在新常态情况下，很多农民尤其是中青年农民进城打工，积累了一定的知识、积累的一定的经营管理能力，也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但是他会发现可能城里的机会还不如农村多。所以很多这样的青年农民会带着资金、技术、管理的能力，回乡去创业，这样的情况也越来越多。总体上来讲，进入新常态对每一个行业，对农业也是这样，挑战和机遇并存。我们只要能够抓住机遇，在新常态的情况下，还仍然能够使得农业有比较稳步的发展，使得农业能够有更高的效益，使农民能够从中获得更多的收益。这是您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关于补贴。这里多讲一句，刚才讲到我们不少农产品价格已经高过国际市场，所以顶到天花板了，再往上提价格，国外农产品就要进来了。这个情况需要做进一步的了解，因为有些人对我们对WTO[微博]的承诺不是很清楚，刚才我讲到，我们对WTO承诺一些敏感产品的进口是有关税配额的，关税配额是我承诺的关税配额内进口的这一部分数量，国家对它实行低关税，但是你的进口量如果超过了我承诺的关税配额，超出的部分要实行高关税，这是WTO的规则所允许的。
我们现在农产品的价格比国际市场价要高，接近了天花板，指的是关税内进口的低关税配额的那部分农产品。由于它是低关税进来，所以它的价格比我们低了。具体讲一下，像WTO承诺的几个重要农产品，像小麦，我们承诺它的关税配额每年是963.3万吨，接近1000万吨。玉米是720万吨，大米是两个266万吨，就是籼米，泰国米是266万吨，日本的粳米是266万吨。把这三个谷物加在一种，这三种品种允许它低关税进口的总量大概是2216万吨。去年这三个品种进口的总量加在一起是1900多万吨，还没有突破关税配额，这1900多万吨在关税配额之内，因此国家对他实行低关税，是1%的关税，可以忽略不计。我说我们的价格比它高，是在这个背景下比它高。
但是，如果随着进口增加，进口的量超过了我们承诺的关税配额总量，对不起，当初我们向WTO承诺，而且WTO也允许的，我们就可以对它实行高关税，高到60%。到60%，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进口的籼米，比如东南亚进口的籼米，基本上在我们国内的批发市场上大概是3300-3400元/吨，合过来就是1.65元到1.7一斤，而我们自己生产的早籼稻在国内市场上的批发价大概在3900-4000元/吨，就是每斤价格是1.95-2元，和它的差距就是3毛钱左右一斤。但是如果说是3400元，现在是低关税1%，可以不计，如果进口量超过了我们承诺的266万吨籼米进口的总量，从第267万吨开始对它实行高关税，高关税为60%。3400元加60%，差不多是每吨加2000元，那时候落地完税以后的进口价格就是5400元一吨，而我们的价格是4000元一吨，我们比它低。所以，关税配额对国内农业产业是重要的保护制度。
我们需要担心的是什么？如果配额用完，实行高关税，我们价格比它低了，如果我们的成本继续不断地上升，上升到什么时候比它实行60%的关税，你的成本还要高，那时候就没有竞争力，要研究的是这个。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也涉及到WTO，就是关于补贴的问题。补贴在世界各国对农业都是允许补贴的，WTO规定是允许补贴的。发达国家可以补贴农业生产总值的5%，发展中国家可以补贴农业生产总值的10%。但是中国在谈判的时候，最后谈的结果是可以补贴农业生产总值的8.5%，这8.5%是指WTO规则中被称作黄箱补贴这一部分，就是根据面积、根据农产品的产量、价格对它进行的补贴。这种补贴在国际上普遍认为，因为补贴会进入成本，会扭曲价格，这样的补贴WTO是有严格的限制，你的补贴额对某个品种也好，对农业总体也好不能超过8.5%的规定。如果你的补贴不会影响到农产品的成本，不进入成本，这种补贴是绿箱补贴，这种绿箱补贴值要看你这个国家的能力，你有钱尽管补，没有限制。
我们现在对农业的补贴问题，一方面从效益来讲，怎么补到刀刃上，让它更好的发挥作用。如果你的补贴主要采取黄箱的办法，我们补贴很多在价格上，就要计入黄箱，黄箱是有限度的，不能超过8.5%。但是你也可以转换方式转到绿箱去也可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黄箱和绿箱的区别，为了改善农产水利基础设施，国家可以大量的投资在农村修水库、建渠道、打机井，这样的投入不计入农产品的成本，如果算补贴就是绿箱的，如果水库建成，水渠修到你家门口，你要补贴水的价格，会直接影响农产品的价格，对水价的补贴就是黄箱的，要受限制。
总体来讲，世界各国对农业的补贴趋势都是更多的向农民的收入做直接补贴，因为农民的收入不是根据某一个产品的产量、价格来进行补贴的，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的是两个方面，对于已有的补贴怎么样更好的发挥作用，随着经济和农业进一步发展，我们要研究怎么样充分利用WTO规则所许可的制度来完善我们黄箱、绿箱和蓝箱。在国际上WTO组织对于修耕地的补贴是蓝箱，综合运用这些补贴，使得我们的做法既能够保证农业的健康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又不违反国际规则，这是我们现在做的。
刚才讲到各地的试验主要在前一个方面。因为随着财政收入的增加，中央也好、地方也好，每年都会对农业的各种补贴适当的增加一定数额，现在各地做得比较多的，把增量的这一块数额更多的用于能够实现规模化经营，向能够取得更好效益的新型的经营主体去倾斜，这一步做得比较多。后面的事当然要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力、事权等等结合起来，是比较复杂的事。但总的态势是清楚的，补贴制度要进一步改革，使它更加完善，能够起到更好的作用，也能够符合国际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