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粮食生产成就巨大
1949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整体呈现产量大幅上升、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和单产不断提高的趋势。粮食产量从1949年的11318万吨上升到了2014年的60709万吨。从生产角度看，我国粮食生产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1949—1958年，粮食产量跨越两亿吨，粮食增产的主要动力是播种面积增加和战后恢复性生产等。1958—1977年，我国粮食产量跨越3亿吨, 粮食产量虽然总体呈现增长趋势，但受政治和体制机制等因素的影响，粮食生产波动明显，增速较慢。1978—1984年，我国粮食产量跨越4亿吨, 主要得益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释放。1985—1996年，粮食产量跨越5亿吨, 得益于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粮食单产水平的明显增长。1997至今，我国粮食产量跨越6亿吨, 粮食产量呈现徘徊上升趋势，单产增长变慢。
二、我国粮食生产呈现四大主要特点
一是播种面积波动中略有上升。总体上看，播种面积的变化情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9年之前，播种面积相对稳定，基本保持在8000万公顷以上，1999年达到最高点8604万公顷。1999—2003年，粮食播种面积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滑，2003年一度跌落到7257万公顷的历史最低水平，主要是由于粮食价格低迷引起的农业种植结构调整, 经济作物对粮食播种面积的挤占。2003年至今，受粮食生产支持政策、粮食价格升高和需求拉动的刺激，粮食播种面积开始缓慢平稳上升，2013年达到11196万公顷。
二是单产水平稳步提升。我国粮食总产量在播种面积基本稳定的情况能保持增长，粮食单产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2013年我国粮食单产达到5376.30公斤/公顷，为1978年的2.1倍，这主要得益于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完善和农业基础设施的改善。但是, 粮食单产增速有限，2003—2007年，稻谷、小麦、玉米和大豆的年均单产增幅分别为2.3%、1.5%、4.0%和1.8%， 而2008—2012年期间，年均增速分别降为1.7%、0.8%、1.2%和1.4%，均呈现下滑趋向。
三是品种结构变动较大。整体来看，我国主要粮食作物的产量和播种面积都有增加，但是不同阶段拉动我国粮食增产的作物品种不同。上世纪90年代，稻谷是我国粮食增产的主要拉动力。进入新世纪后，玉米逐渐成为第一大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于2002年超过小麦，2007年超过稻谷，总产量在2012年超过稻谷，也成为了粮食十一连增和粮食产量成功跨越6亿吨的主要动力。
四是生产布局发生明显改变。首先，粮食生产中心逐渐北移。改革开放之初，南方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0%以上， 西部粮食产量仅占全国总产量的25%左右。随着南方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其粮食产量在全国粮食产量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目前已不足30%，而北方各省份在全国粮食产量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2013年已占全国粮食产量的47.18 %以上。其次，粮食生产集聚效应更加明显，主产区粮食生产能力越来越强。1978—2013年间，我国十三个粮食主产区生产了全国70%—75%的粮食, 主销区粮食生产所占的比重仅为5.4%，与1978年相比下跌了近10个百分点。
三、我国粮食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
一是粮食持续增产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产量呈现长期增长并伴随有一定的周期性波动。2014年，虽然我国粮食产量实现了十一连增，但粮食增产基础不牢固，脆弱性突出，农业增产靠天靠化肥农药的局面未得到根本改变，农业增产增效的长期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抗灾能力比较薄弱。由于长期投入不足，我国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普遍建设滞后，目前我国有效灌溉面积仅占全国耕地面积的45%左右，全国仍有9 亿多亩耕地没有灌溉条件。而水资源缺乏将成为本世纪中国农业的最大威胁，2005年农田干旱面积为5.82亿亩，2007年达到7.35亿亩，粮食生产的基础脆弱性突出。粮食增产对播种面积的依赖性仍然很强，粮食单产贡献仍然偏低。这说明我国农业科技整体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科技贡献率虽然已经提高到50%左右，但仍比发达国家低20多个百分点；灌溉用水的有效利用率仅为30%—40%，而发达国家达到70%以上，粮食产业发展的外延性依赖严重。
三是资源环境约束进一步加剧。从长期看，我国将存在三个方面的耕地压力。一是城市扩建、新城镇建设和交通发展等的直接占用。二是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和不断增加的城镇居民，对蔬菜水果花卉等经济作物日益增加的需求，与种粮争地。三是耕地有效耕层日渐变薄, 土地质量严重降低。另外, 水资源对粮食供给的制约问题日益突出。根据2011年中国水资源公报,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1726立方米，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加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出现的粮食生产中心北移，无疑将进一步加剧粮食生产主产区缺水的矛盾。
四是种粮比较效益持续偏低。从事农业劳动的机会成本增加，大量的优质劳动力离开农村。种粮的比较收益远远低于种植经济作物和养殖业，迫使部分农民放弃粮食生产甚至退出种植业。农业劳动力的“三八六一九九部队”现象，显示了我国粮食生产的劳动力投入不仅面临着数量减少，而且面临着劳动者素质降低的双重问题。城镇化和工业化对土地的需求增加以及种植业内部的竞争，抬高了土地租金，增加了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 成为影响农户种粮积极性的重要因素。2004开始，财政“三农”投入总量不断增加，各项补贴规模不断扩大，增加了种粮农民的收益，激发了种粮积极性，但一旦政策支持强度减弱，或惠农政策不足以弥补市场波动给农民带来的效益损失时，粮食生产就可能会出现波动。
四、我国粮食安全的战略选择
从加快转变粮食生产方式的关键环节入手，重点加强事关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全局和影响长远的战略构建。
一是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增强科技创新和储备能力，围绕提高单产，加快品种改良，推广实用技术。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中低产田改造和农田水利建设，提高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的利用率，进一步提升粮食增产能力。根据区域特点和比较优势，调整和优化粮食生产区域布局和品种结构，提高粮食生产的集中度，培育有竞争力的粮食产业区。
二是注重资源高效利用与环境保护治理。加强农业环境保护，重点推广节约型技术，加大面源污染防治力度，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推进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普查与分级管理，建立预警机制，创新修复技术，探索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划分，建立禁产区补偿机制。开展农业面源污染定位监测，实施农村清洁工程，推进农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重点发展生态农业和能源生态工程, 培育农村生态文化，提高农业生产资源利用率。
三是鼓励新型经营体系创新。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动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发展多元化的规模经营，加快要素的市场取向改革，营造农业创业就业环境以及积极引导工商企业进入农业。坚定不移地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积极稳妥推进土地流转。创新体制机制促进要素更多向农业农村流动，营造农业创业和就业的良好环境，建立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引导工商企业规范有序进入现代农业，壮大社会化服务组织。
四是加快外向型发展。促进国内外粮食的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以及资源转换，充分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加强政府间合作，与部分重要产粮国建立长期、稳定的农业合作关系，积极利用国际农产品市场和农业资源调节国内供需。加强进口农产品的规划指导，优化进口来源地布局，建立稳定可靠的进口粮源保障体系，提高保障国内粮食安全的能力。扩大农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培育并支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粮棉油等大型企业到境外特别是与周边国家开展互利共赢的农业生产和进出口合作。
五是积极引导消费节约。加快研制推广适合农户使用的新型储粮装具和新药剂、新技术，引导农民科学储粮。加快建设粮食现代物流体系，推广散粮运输和先进实用的仓储、装卸、运输技术和装备，降低粮食物流损失。加强引导，广泛开展爱粮节粮宣传教育, 抑制粮油不合理消费和浪费，促进全社会珍惜粮食节约粮食。
二是粮食需求刚性增长且浪费严重。人口数量的上升是拉动粮食消费量增加的最直接动力。从1949年5.4亿到2013年末的13.6亿，我国人口增长了1.5倍。到2020、2030年，我国人口将增加到14.5亿和15亿，人口增长将导致粮食消费需求的刚性增长。另外，彻底解决目前仍处于营养不良甚至饥饿中人口的吃饭问题也是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任务。与此同时, 我国已进入消费结构加快转型升级的新阶段，消费结构升级将成为我国粮食消费的主要拉动力。由于肉蛋奶等食物均需粮食转化，表现在饲料粮和其他食物消费会明显增加，因消费结构升级产生的增长将会占需求总增量的一半以上。与此同时，我国居民普遍缺乏珍惜粮食的观念，粮食损耗浪费现象较为普遍，农户储粮损失每年约达1600万吨左右，运输装卸中的撒漏损失每年达800万吨左右，加工环节每年损失达130亿斤，全国每年餐桌浪费的食物相当于1800-2200亿斤粮食。
三是资源环境约束进一步加剧。从长期看，我国将存在三个方面的耕地压力。一是城市扩建、新城镇建设和交通发展等的直接占用。二是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和不断增加的城镇居民，对蔬菜水果花卉等经济作物日益增加的需求，与种粮争地。三是耕地有效耕层日渐变薄， 土地质量严重降低。另外，水资源对粮食供给的制约问题日益突出。根据2011年中国水资源公报，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1726立方米，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加之 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出现的粮食生产中心北移，无疑将进一步加剧粮食生产主产区缺水的矛盾。
四是种粮比较效益持续偏低。从事农业劳动的机会成本增加，大量的优质劳动力离开农村。种粮的比较收益远远低于种植经济作物和养殖业，迫使部分农民放弃粮食生产甚至退出种植业。农业劳动力的“三八六一九九部队”现象，显示了我国粮食生产的劳动力投入不仅面临着数量减少，而且面临着劳动者素质降低的双重问题。城镇化和工业化对土地的需求增加以及种植业内部的竞争，抬高了土地租金，增加了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成为影响农户种粮积极性的重要因素。2004开始，财政“三农”投入总量不断增加，各项补贴规模不断扩大，增加了种粮农民的收益，激发了种粮积极性，但一旦政策支持强度减弱，或惠农政策不足以弥补市场波动给农民带来的效益损失时，粮食生产就可能会出现波动。
四、我国粮食安全的战略选择
从加快转变粮食生产方式的关键环节入手，重点加强事关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全局和影响长远的战略构建。
一是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增强科技创新和储备能力，围绕提高单产，加快品种改良，推广实用技术。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中低产田改造和农田水利建设，提高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的利用率，进一步提升粮食增产能力。根据区域特点和比较优势，调整和优化粮食生产区域布局和品种结构，提高粮食生产的集中度，培育有竞争力的粮食产业区。
二是注重资源高效利用与环境保护治理。加强农业环境保护，重点推广节约型技术，加大面源污染防治力度，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推进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普查与分级管理，建立预警机制，创新修复技术，探索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划分，建立禁产区补偿机制。开展农业面源污染定位监测，实施农村清洁工程，推进农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重点发展生态农业和能源生态工程，培育农村生态文化，提高农业生产资源利用率。
三是鼓励新型经营体系创新。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动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发展多元化的规模经营，加快要素的市场取向改革，营造农业创业就业环境以及积极引导工商企业进入农业。坚定不移地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积极稳妥推进土地流转。创新体制机制促进要素更多向农业农村流动，营造农业创业和就业的良好环境，建立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引导工商企业规范有序进入现代农业，壮大社会化服务组织。
四是加快外向型发展。促进国内外粮食的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以及资源转换，充分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加强政府间合作，与部分重要产粮国建立长期、稳定的农业合作关系，积极利用国际农产品市场和农业资源调节国内供需。加强进口农产品的规划指导，优化进口来源地布局，建立稳定可靠的进口粮源保障体系，提高保障国内粮食安全的能力。扩大农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培育并支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粮棉油等大型企业到境外特别是与周边国家开展互利共赢的农业生产和进出口合作。
五是积极引导消费节约。加快研制推广适合农户使用的新型储粮装具和新药剂、新技术，引导农民科学储粮。加快建设粮食现代物流体系，推广散粮运输和先进实用的仓储、装卸、运输技术和装备，降低粮食物流损失。加强引导，广泛开展爱粮节粮宣传教育, 抑制粮油不合理消费和浪费，促进全社会珍惜粮食节约粮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