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再次证明了自己，也为声名所累。每天都有大量的人前来拜访，他们有时候会问很实际的问题，更多时候只是想要一张和褚时健的合影。寻褚，更像一种仪式。
褚时健：我已经甘心了，我筋疲力尽了
“心累。”
这是褚时健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他头发花白、蓬乱，倚坐在老式皮沙发里，我能清楚看见他灰毛衣上成片的毛球和藏蓝色裤脚上的泥。
他语速缓慢，有老年人的含混并夹带方言，需要人仔细辨别他说的每一个字。这令我想到马龙•白兰度扮演的“教父”。有人声嘶力竭也没人要听，有人低沉含混却听众云集。
现在，媒体、帮助对接此次采访的万科公关和褚时健的干女儿、红塔集团派来记录褚时健生平的摄像师、几名照顾他生活起居的工作人员，或站或坐，全听他说。
这是褚时健的成功，也是他的负累。
从“红塔山”到“褚橙”，作为罕见的、身陷囹圄之后还能以古稀之年东山再起的企业家，通过电商和媒体的演绎，他变成了一个励志符号，他跌宕悲辛的人生也被省去了晦暗不明的部分，成了最佳的心灵鸡汤。本不愿面对媒体的褚时健不得不抛头露面，为“褚橙”代言。他给人们的正能量，也是“褚橙”前进的力量。
他是企业家心中的企业家，王石、柳传志都对他倍加推崇。“80多岁了，心还是不甘。”
他对王石说的这句话，通过王石女朋友田朴珺小姐的文章在互联网上广为传播。
“还有什么不甘心?”他耳背，我又大声重复了一遍。
“我已经甘心了，我筋疲力尽了。”87岁的老人说。
一
密集的炮火声中，年轻的褚时健精疲力竭，上级要求撤退的命令一次比一次急迫。但他仍在战场上徘徊，一具一具翻开那些尸体，有自己人，也有国民党的人。
这个不是。
这个也不是。
都不是二哥。
他执拗地寻找，最终，褚时健背着二哥的尸体回来了。
1949年加入云南武装边纵游击队，上过战场，见过生死的褚时健勇毅、果敢。因为这些优秀品质，他被迅速提升，入党、提干，历任区长、区委书记、玉溪地委宣传部干部管理科科长和行署人事科长。
但这个从大山里走出来、当过游击队员的男人并不适应政府官员的生活。他的直接和执拗，让他得罪了一些人。接下来狂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中，他很快被打为右派，一家人一起被下放到新平县红光农场。
褚时健的商业天分却在这段艰难岁月显露出来。1970年开始，他主持工作的华宁糖厂成为当时云南少数盈利的糖厂之一。造反派整日互殴，却都舍不得把他这个干事的往死里整。彼时右派相聚，多满腹牢骚。
一个县委书记总和褚时健讲，“怎么就把我划成右派”。
“莫管那些事啦。不公平大家都无奈，关键是把事情做好。”褚时健宽慰对方。多年以后，他仍清楚记得当年的情景，“他们发牢骚没有用，起码我当时做企业，把小企业那一套都弄懂了。”
褚时健很快等到了他的机会。1979年，他被调进濒临倒闭的玉溪卷烟厂担任厂长。
他马上开始大刀阔斧地对这个半作坊式小厂进行改造。一方面，大举借债购入国外生产设备，烟厂负债率最高时达到500%;另一方面，引进品种改善种植，从源头帮烟农种出好烟叶。更关键是他分利于人，竭力改善员工待遇。这在那个吃大锅饭的年代尤为难得，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积极性。据烟厂老员工回忆，起初当地小伙子都不愿意去烟厂工作，褚时健来了一两年，大家就争着要进烟厂。
好运接踵而至。1988年，云南连发两次强震，中央财政无力支援，决定放开云南的烟草管制。与此同时，国家还放开了名烟的价格管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褚时健同时担任玉溪卷烟厂厂长、玉溪烟草公司经理和玉溪地区烟草专卖局局长，绝对权力，所向披靡。
红塔山迅速崛起。那时的有钱人，穿个“的确良”衬衫，胸前口袋透出里面装的“红塔山”，倍儿有面子。
1990年，玉溪卷烟厂跻身中国工业利税大户第三名，此后一直高居榜首，撑起云南财政半壁江山。褚时健也走上了人生巅峰，“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企业家”、“中国十位改革风云人物”等荣誉接踵而至。
偏安一隅的小烟厂成为政商名流趋之若鹜的名利场。但很快，又成了人人噤若寒蝉的调查所。1995年，褚时健被匿名检举贪污受贿。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他即将卸任，面对个人创造的巨大财富和所得薪资的落差，他铤而走险，“在不该拿钱的时候，拿了该拿的钱”。比较阴谋论的说法则是，他得罪人了。这样的说法几乎存在于所有类似的企业家入狱故事里。
1999年1月，褚时健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此时，他的女儿已于河南狱中自杀，夫人也身陷囹圄。
大时代的浪潮把他打翻过，又把他送上巅峰。现在，他第二次被抛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