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就好似一条在大海中游荡的小船，随波逐流，显得无助无力。这样的现实下，国人如何能端稳自己的饭碗?
种粮不挣钱国人饭碗怎能端稳
记者林远在乡下走访时发现一种现象：农民长年坑哧坑哧的种粮食，然后发现辛苦种了大半辈子的粮，居然还喂不饱自己和家人，没钱送孩子读书送老人看病，大急之下土地一撂，跑到城里打工挣钱了。于是，田地成了荒地，家中老人和孩子成了留守人口。再然后，个别村干部在某个寂寞的夜里灵光一闪，发现了一条能带领全村留守人口走上致富的康庄大道，那就是向水稻小麦什么的统统说再见，从今往后只种经济作物，蓝莓草莓山楂之流越多越好，这些东西价格比粮食卖得高城里人还爱吃。之后，整个村推陈出新把所有土地流转起来全部改种，以后除了卖水果挣大钱外，还能搞搞采摘和农家乐，可谓一举多得。再或者，有人干脆就把所有土地都流转给企业，他们爱干嘛干嘛，每年给租子就成。
于是，在我走过的诸多农村地区，看到了数量庞大的果园、大棚、农家乐、农业度假风景区。连片的粮田越来越少，小麦、稻谷、大豆的人气每况愈下。
土地流转毫无疑问是解决当下农业发展问题的一剂良药，因为只有让土地连片流转最后形成一定规模，再让少数人针对大面积的土地进行统一经营和管理，才有提高生产效率的基本条件。但不知土地流转为何一到基层就变了味，一些基层干部把土地流转当作政绩工程，设置指标强迫农民搞流转。
去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接近9000元，真正来自于种植业的收入却连1/4都不到。曾有位农民给我算过一笔账，种一亩水稻的利润无论怎么算都只有几十块钱，这还是在风调雨顺的时候，但凡要有点天灾人祸，“那是要亏到姥姥家的”。
随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模日趋增大，流转中存在的一些隐忧也暴露了出来。几个农业大省获得的数据显示，各地土地流转面积在快速增加的同时，用于种粮的面积呈逐年下降趋势。有专家分析称，虽然出现这种情况并非反常，但如果高比例的“粮地不粮用”成为常态，将成为我国粮食安全的一大威胁。
耕地种粮比例每况愈下的同时，土地流转规模却在“飞速前进”。据农业部统计，截至2013年底，全国承包耕地流转面积3.4亿亩，是2008年底的3.1倍，流转比例达到26%，比2008年底提高17.1个百分点。这种变化在粮食主产省尤为明显，安徽省农业厅获得的数据显示，过去5年，该省耕地流转率年均增幅达到37.6%，其中2013年底比2012年底净增737万亩，增幅达57.8%。
对于上述现象，一些业内专家表示担忧，很多地方片面追求流转规模和流转比例，但却忽略了土地流转后继续种粮能否给业主带来效益的问题。
四大粮食主产区土地流转“非粮化率”达61.1%
“一方面，国家对种粮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及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但另一方面，当前这个‘饭碗’并不牢固，粮食安全遇到方方面面的巨大挑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孙其信说。
作为我国农业领域的权威专家，孙其信长期关注着粮食问题。在他看来，粮食安全隐患集中反映在两组数字上：
其一，国内粮食进口量大幅增加。虽然我国粮食生产自2004年以来实现了“十连增”，总产量达到6.2亿吨，但粮食进口的数量在不断增加，自给率下降到90%，低于《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中粮食自给率要稳定在95%以上的目标。
“为弥补这一缺口，我国每年进口的农产品数量能折抵7亿亩耕地种植面积。因此，中央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孙其信说。
其二，由于各种原因，国内粮食种植面积在不断下滑。从2008年到2012年，我国水稻的播种面积下降3%，小麦播种面积下降18.5%。“这些农田既然没有种植粮食，就有可能是撂荒或转为其他用途。”
供给与需求的双重挤压，给粮食安全带来巨大压力。
在此情形下，土地流转“非粮化”现象加剧。“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任其蔓延发展，国家的粮食安全可能会真的出现问题。”孙其信说。
根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对河南、山东、河北、安徽四省的调查，土地流转“非粮化率”达61.1%，而且流转后耕地复种指数明显低于之前。与此同时，流转规模越大，非粮化倾向越明显。
以小见大!仅仅这几大粮食主产区2013年的粮食产量占了全国的28%。而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土地流转的速度在不断加快。截至2013年11月底，全国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达到26%，超过总数的四分之一。
粮食生产应推行家庭农场
山东财经大学农业与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王蔚认为，种粮并不具有规模效益，甚至会因所雇工人不够上心而减产。因此，当土地流转给工商资本后，即使初衷是种粮，最终也会将土地转向其它用途，如养殖业、旅游业等，顶多留出一部分土地种粮以应付检查。
另外，由于种粮收益不高，种粮大户在流转土地时难以和其他出资者竞价，致使农民纷纷把土地流转给了非粮用地。这就使得当前出现这样的现象:哪个地方的土地流转得多，哪个地方的土地非粮化程度就高，从而威胁到粮食种植面积甚至粮食安全。
在王蔚看来，如果仅仅依靠制定政策，硬性规定土地流转后的种粮比例，在无利可图甚至赔本的预期下，工商资本就会退出该领域，影响土地流转进程。更好的解决之策，是大力推行家庭农场，并保持适度规模经营。
王蔚建议，为保证种粮面积，土地流转时必须明确流向，提高种粮用地的财政补贴。对于流转后的用途，政府要时刻监督、限制、管理，对改变用途的作法进行处理或罚款，并及时通过强制性法令恢复种粮。否则，土地一经固化，就很难继续种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