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大约有1个亿，是实现“中国梦”的一支重要力量。对于他们而言，“中国梦”不仅表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还表现为许许多多具体的美好愿望，其中最重要的愿望就是融入城市。但是“圆梦”的道路却充满了困难与挑战。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些困难表现为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的社会支持不足问题。
所谓社会支持，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从一定的社会网络那里获得物质和精神帮助的总和。与老一代农民工自我定位为城市的“过客”不同，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有着融入城市的渴望。融入城市就必然需要在城市中获取有效的社会支持，以能够最终立足于城市。然而，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现状并不乐观，主要表现在情感支持、就业支持和政策支持三个方面。
新生代农民工在情感支持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新生代农民工的情感支持体系规模比较小。新生代农民工来到陌生的城市，往往缺亲少友，这也意味着他们能够接受到的情感支持十分有限。第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情感支持呈现出“趋同性”的特点。他们往往选择与同龄、同乡、同业的人群展开交往，情感支持的趋同性意味着他们在城市人群中日益边缘化。第三，亲属关系占据了情感支持的主要内容。新生代农民工的情感诉求主要倾向于父母和配偶。但是，亲属只是个体情感支持的起点，朋友、同事、邻居等关系是情感支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情感支持仍然停留在起点阶段。
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支持方面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就业歧视。在户口方面，他们与拥有城市户口的工人往往同工却不同酬，同工却不同权，同工也不同福利，甚至有些单位拒绝新生代农民工。在性别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就业比男性更困难，报酬更低。有研究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就业的困难度是男性就业的1.6倍，收入也只有男性的0.78倍。在地域方面，来自中部省份和东北省份的新生代农民工受到更多的地域歧视，有些工厂和企业竟然在招聘中公然拒绝来自某些省份的工人。此外，新生代农民工还普遍缺乏技能支持。据资料统计，仅有11%的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一定的职业技术能力，大多数人没有很好的技术，因而在薪酬方面很难得到有效提高，往往多年维持在一个低水平层次上。
新生代农民工在政策支持方面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户籍问题。户籍制度使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城乡之间”的尴尬地位：一方面，他们青春期的大部分时间在学校度过，很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并渴望脱离农村;另一方面，户籍制度又使他们难以融入城市。这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既不是农村人又不是城市人，他们的未来充满了种种的不确定性。
中国梦是每个人梦想的交织。新生代农民工缺乏足够的社会支持，就难以实现自己融入城市的梦想，因此需要完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实现他们的“中国梦”。
首先，完善社会组织，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情感支持。英国学者威尔曼认为，支持体系的规模决定了被支持者受到帮助的规模。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处于孤立封闭状态，其情感支持体系十分薄弱。当他们遇到情感问题时，往往选择与家人沟通，而一部分仍处于青春期逆反心理状态的新生代农民工甚至不愿意和家人沟通。因此要完善各种社会组织，引导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参与，改变他们的“边缘”地位，有助于他们在社会组织中建立具有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共同爱好和共同志向的情谊，打破情感支持的单一局面，进而改变对城市的陌生感和距离感。
其次，消除就业歧视，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支持。消除两极分化，不仅仅是消除人与人之间在财产方面的巨大差异，而且同样包括消除地位和权利方面的种种不平等现象。因此，劳动管理部门应该加强对用人单位的监管，消除在城乡、性别和地域方面的就业歧视，积极建立促进就业机制和失业保障机制。教育部门应该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他们的职业技术能力。劳动就业部门也应该依法用工，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并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技术培训，进而提升产品、服务的质量和劳动生产效率。
再次，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支持。户籍制度导致了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把新生代农民工阻挡在“城市人”之外。因此，政府应该真正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打破“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界限，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进而完善与制度相配套的住房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使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在农村与城市之间自由流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