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车堵住政府的门
上周，记者得知京郊某村大枣滞销，前往采访。提起大枣销售的事儿，村、镇干部一肚子苦水。
“我们村枣园早就承包了，都归个人，根本不听村里管。可大枣一滞销，村民就来找村委会，动不动就堵住办公室的门不走。”一位村干部说。村里不是不想管，而是管多了，村民就粘在村委会身上，卖不出去全是你的事儿。
让镇干部心有余悸的事儿发生在2012年。那一年大枣滞销，有的村民把卖不出去的蔫枣和捡的落地枣装了一车，拉到镇政府堵着大门，让镇里帮着卖。“卖不出去，他就吃住在政府院里，一住一个星期。”镇干部说。
卖不出去就堵政府门的事儿，在京郊各区县不是个别现象。
“只要卖不出去，农民第一个找的就是政府，他不管是不是自己的果品质量不好还是服务不好，就知道政府不能不管他，一找一个准，找着找着就成习惯了。”一位乡镇干部告诉记者。
有些专业村发展产业之初，就靠政府引导，在销售问题上农民就没有自立过。
今年，延庆县珍珠泉乡的玫瑰花也出现了卖难问题。“往年都是山东的客商来收，今年他们也来了，价格降了不说，还只收走了一半儿，剩下的我们就不知道该咋办了。”花农告诉记者。当初，是乡里引导村民发展玫瑰种植，也帮着联系了销售渠道，农民就顺着这条路走，一旦有了变故，就不知所措。
“归根结底，还是依赖政府太多。”乡干部说。
销售只有坐靠等
在电商、网络营销日益红火的今天，京郊农民抱着坐靠等思想的人还有很多。
今年63岁的白玉国是丰台区李家峪村枣农，和老伴儿种着20亩大枣。“我们老两口能把这摊子活儿盯下来就不错，哪有工夫想别的?”白玉国说，过去，他们家的大枣六成都被政府买走了，这两年，政府采购越来越少，今年干脆一点儿没有。政府一下子撒手不管，让白玉国措手不及，前两天，他家的大枣落了一地，老两口心急如焚。
白玉国家的枣园基础不错：有十六七个品种，枣树里还穿插种着花椒、柿子等果树，树下养着鸡鸭鹅，园子里还有羊圈、猪圈等。但是，枣园里道路没有硬化、施农家肥后留下垃圾，想变成真正的采摘园，必须要进行环境整理提升。但白玉国从来没在这方面花过心思。
和白玉国家一样，李家峪村种大枣的六七十户，大部分都是五六十岁的老人。他们不缺种枣的技术，但怎么卖枣，有想法的人少之又少。“主要是等客上门，有来采摘的，有外面商贩来批发的，剩下的骑着三轮车到周围的市场上、马路边上卖。上网卖的很少。”白玉国说。
记者在京郊采访发现，如今还在从事农业生产的，五六十岁的人口占了绝大多数。他们的种植技术没有问题，但市场意识却远远滞后。对于销售，大多数采取坐等的方式。销路畅通的时候没有问题，滞销的时候，想当然就要靠政府。
有地农民不种地
京郊农民迟迟不能“断奶”，还与近些年来持续增加的农业政策性投入有关。
以李家峪村为例，为枣园配套建设的景观大道、观景亭、景观长廊、道路绿化美化、集雨工程等项目，全部来自政府投资。不光是枣园外面，连枣园内部的道路硬化工程，都是政府出钱。
村会计告诉记者，李家峪村村民2013年的人均纯收入是12000元，其中只有5000元是农民的劳动所得，其余7000元全部为各项政策性收入。坐等补贴已经成了个别农民的习惯，他们有时间抱怨补贴少，却没有动力去凭双手换来收入。
在通州区曾有很多藕塘，在外地人眼里的摇钱树，在当地农民手里只能挣个低廉的租金。“藕塘大部分都出租给外地人了，他们春天来租，到冬天挣了钱就回老家了，第二年再来，保证还能租到。”一位当地人介绍。藕塘能赚钱，但当地人很少肯吃苦自己干，都一租了事，眼睁睁看着钱被别人赚走也无所谓。
记者走访发现，京郊大量的土地不是京郊农民在种，而是来自周边河北、河南、山东等省市的农民在租种。他们勤劳、肯吃苦、市场意识强，充分利用北京这个潜力无限的大市场优势，从土地上赚到了钱。在与他们的竞争中，京郊农民常常败下阵来。
早断奶早占市场
一些农民躺在政府身上的同时，一些农民也在主动出击。
延庆县香营乡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杏树基地，有3000亩鲜食杏上百个品种。今年，在政府的引导下，杏花开的时候，果农提早为营销做准备。“往年都找电视台、报纸，今年也学着利用新媒体，我们不懂，合作社就找专业公司帮我们做。”杏农张乐说。
在专业公司的运作下，到了杏成熟的六月份，打开百度搜索，输入“香营鲜杏”就有2000多条搜索结果。往年容易滞销的早熟杏，今年只用了10多天3万斤就全部售罄。杏卖了，“香营鲜杏”的品牌也打出去了，为明年打下了基础。
对于像李家峪村一样，果农年龄普遍偏大、缺乏长远眼光的村子，政府就从培训入手，引导村民树立市场意识。今年，李家峪村就专门针对大枣销售对果农开展培训。
“首先让他们自己做点条幅、广告牌、名片什么的，挂一挂发一发，宣传一下自己。第二是采摘客人来了要接待好，不能宰客，要热情，保证今年来了明年还能来。第三是和旅行社合作，教枣农怎么跟旅行社对接。”村党支部书记王凤玲说，“政府也要转变角色，从帮卖到教卖，帮助农民早日自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