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门对职业教育重视不够造成了"炒回锅肉"的局面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校长俞仲文：我就这个问题讲几点。第一个是鲁部长的讲话在新形势下重构了中国高等教育版图的工程，很欣喜，但是又有点酸溜溜的。这说明我们当时顶层设计就不科学。设想一下，当初我们的顶层设计是两个板块的话，今天就不会再有这种"回锅肉"的角色了。这次调整不要看成是权宜之计，也不应该看成仅仅是大学生就业的功利之策，必须有大格局的视野。
3月26号国务院常务会议全面阐述了我们本届政府的职业教育观，也是打造高职教育版图的基本依据。主要包括发展与技术进步相适应的现代职教。意味着我们高等职业教育转型升级彻底改变低水平、简单化、内涵浅的毛病，现在这个毛病已经很深入了，是一个通病了。50年代涌现了一大批劳动模范，哪一个手上都有几百项他们的技术革新，这一点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看到日本的经济体制都是员工在一线，没有任何加班费的情况下搞出来的，这是我们提出来的打造高职教育3.0版从一般技能培养到技术技能型人才引入创新教育，培养大批能工巧匠型的技术能手。第二，培养数以亿计工程师，首次将培养工程师的目标纳入高职。工程师是我们新高职板块的新任务。
最后一个观点是采取积极的措施，而不是单纯靠行政手段来做好高教板块的调整，我提出这样的几个观点，第一教育部内部要率先清除歧视职教的政策。比如说同是211工程经费差别太大，这个教育部要很好的深思，我们之所以炒回锅肉，就是教育部本身对职业教育重视不够，或者口头上重视。第二高教司和职成司要享有同样的权利，不能厚此薄彼。第三，推动转型归队要制定有利政策，让转型归队的院校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实际利益，比如说有一批经费，你来申请之后才能归队，这就是比较好的做法。还有让我们优秀的高职专科学校的校长担任本科的校长，加速转型。另外很重要的政策是国家要改革人事分配制度。最后一点，跟我们转型归队是有关系的，国家要下大气力，制止我国劳动力相对贫困化的趋势，很多人一谈到职业就羞于开口，这跟我们教育的预期和出来以后的待遇都有关系，劳动力没有指向劳动力的分配政策有关系，现在相对贫困化相当厉害，我们不仅要制定最低工资标准，而且要制定高管与员工最低相对工资比例标准，这对缓解贫富不均的毛病绝对有效。
职教转型是关于解决"断头路"变为"立交桥"的问题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理事长、西安欧亚学院院长胡建波：欧洲重视应用技术这个事跟美国之间有显著的不同，不同在哪？主要是欧洲对技能型这方面的工作给予尊重、好的待遇、好的社会地位。在美国从事技能型的工作不太被人看得起，美国又是多元种族的国家，所以在美国也是试图想把技术教育往前促进，但是报考的学生里是素质不太高的人去报考，而且现在经常在报纸上披露，州政府给这些学生贷款，出来一工作几年不还款，这类比例非常高，有些贷款机构要打这个官司。所以美国和欧洲最大的不同是技能型人才的文化和特点不同。很多专家都谈中国应该做什么，中国文化特点跟美国差不多，跟欧洲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要重视技能跟我们的文化特点不一致，德国双元制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我们马上要学他们能不能做到？我认为首先面对的是中国整个对技能型人才尊重的文化问题。
欧洲的文化和亚洲的文化，对技能型人才社会认可度不同的问题，不是排在后面的，是一开始就要面临的大问题。我们现在上中职，高中考不上，或者家庭收入低的，赶快找一份工作，这方面来上中职，上了中职以后，上高职的时候给三校生有一个考试，技校、职业高中和中专，有几十万人分流在那，最后有几千人上一个高职、专科。这里面整个是断头路，上了中职的想走升学的这个路给断了，所以中职这几年掉的很厉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要解决这两者文化不同的问题。第二个问题这一次应用技能大学转型，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应用型本科本身不受欢迎。过去规定升高职的比例是进入高职学生的5%，我们一年高考录取700万人，我们本科和专科的录取比例大于45%，就是300多万人上了高职，5%的人才有资格专升本，在毕业的一瞬间考试，还有一个统一考试。这就意味着上高职再上升学跟他内心的东西就矛盾了，所以高职报到率是比较低的，陕西省每年7万多人录取了不去，来年再考二本三本。所以这些高职院校都遇到了生源问题。
我女儿在加拿大读书，她晚去了一年，老师说你上什么职业学院，她说那丢人死了，她不去，我要上大学。如果我们想象一下高职有20%的人能转成四年本科的，是不是高职生存的日子一下子就好过了。很多专家讲这个问题都是从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说问题，就没想社会层面怎么活的问题。你让学校干事，断头路一打开，中职和高职都好过了，生源就过来了。这次应用型大学的转型，对于重构我们国家职业教育体系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这是一个关于解决"断头路"变为"立交桥"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也跟咱们升学主义有关，现在我经常碰到一些老同志说当年中专的水平多高，大专水平多高，现在研究生都不行了。我把它称为"关于文凭的流动性过剩和文凭的通货膨胀问题"，这是世界性的问题。我看克林顿当州长的时候14个学校升为中专学校，职业教育我们要给它一个品牌定位，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给大家披露一组数据，芬兰高等职业教育在专科层次里只占生源比例的7%，台湾占到5%，我们现在占40%多。高职教育在现在社会环境下大家就不想上了，我就想拿一个本科文凭。所以这种文凭的流动性过剩，跟当年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挣58.5元，说现在拿5000多都不如当时58.5元管用。文凭要往上提这是一个趋势，但又不能不管这个事。过去不让升本，希望你能定位好这个层次，不要往上升，不然人们都办本科了。现在就得让高等院校升值，但是不能让流动性过剩太厉害，得一点点往上提。
第三个问题，高考改革。中国一二十年改革都不到位，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们高考改革的时候总是想火中取栗，现在这么千军万马涌到高考这里，你让985进行高职，这是最热门的，给它来一个釜底抽薪，我们700所是民办高校，如果能参照日本的方式，民办学校独立招生，自主招生，一下子高考的人数就锐减了，反正这些学校吸引力也不是那么热点。法理上来讲是自主办学，所以高考这种改革不能火中取栗，应该把高职院校的招生，或者应用型本科的招生让自主招生来干，釜底抽薪。这是对高等教育转型，对高考改革的一个启示作用。
我有一个建议，成立一个国家职业教育发展委员会，类似职业教育咨询委员会，由著名企业家、教育家和一些社会人士和政府一些人共同组织的委员会，就像美国成立了美国质量委员会，由社会相关各界知名人士和专家构成的委员会。德国把它所有职业归为330多个职业大类，然后再根据已有的证书情况推出各个层级的职业证书，可以采取外包多种方式。这个委员会一定是由企业界的和教育界人共同组成的，这个委员会成立一个工作班子聘请CEO进行日常运营，对我们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一种尝试。最后我想说一点，我们学校在做这个应用技术大学转型这个方面时，还是要向国际方面的教育寻找标杆，做好内部。比如说内部的治理方式的问题，大学章程的问题，还有现在信息化问题，以及标准化课程规划问题，台湾在评估的时候不叫专业与课程建设，叫课程规划，我们今后的单元是围绕职业和课程，淡化专业这样的概念。我们这几年我们学校从06、07年就在做转型，生源要下降，我必须符合社会需要，这几年我们拿到了国家体制改革试点，我们是国家教育信息化试点，我们也在做教育规划学分制。如果我们跟高职对接起来，我还有一个设想是服务于地方，现在我们院校非常集中大型城市，江苏的改革非常好，你要想办可以，在各个地市在那个地方建一个，高等院校布局也做了一个调整，从现实出发。
德国唯一的教育法律规定学生18岁以前要接受义务的职业教育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职业教育领域项目官员卢蕊：我跟大家做一个德国职业教育的信息分享。德国现在高校有430多所，一共包括综合性大学、应用技术大学、其他的一些比例不是很大的高等学校。这个数据来自德国统计局，高校种类有50%的比例是应用技术大学。综合性大学只占到整个高校总数400多的1/4，其他的占到其他的1/4。2013—2014年这一届的学生中有64%的学生会选择去综合性大学就读。选择去应用技术大学就读的学生差不多是综合性大学的一半，选择其他高校就读的学生比例很小。
德国的初等教育相当于国内小学阶段，中等教育差不多是高中这个年龄层，高等教育是我们刚才说的传统的大学，和应用技术大学。继续教育那部分是成人教育。德国教育体系最主要的特点是它从中等教育初中阶段就有一个学生的分流。文理中学是比较传统的中学，实科中学是为了职业教育培养，他们是培养技能型人才，以后会进入职业教育。综合学校是包含这三种学校的教学特点，他们是一体或者各自为政按照自己的思路办学，但是在这些学校里有这些不同的形式。中等教育阶段，我们能看出它也有两部分特征；文理中学是比较传统的中学教育。职业专科学校和专科高中是主要接收实科中学毕业生，接收同等水平的毕业生，他们培养出来的技术人才也可以工作也可以进入高等教育。这是中等教育两类特点，也是传统教育或者有职业教育的内容在里面。
高等教育就是刚才提到的应用技术大学。综合大学写的是咱们传统大学的意思。综合性大学有91%的人是文理中学的背景，而职业院校背景的学生，他们大多选择去应用技术大学，这是从中等教育阶段职业教育整个教育背景的一个延伸到了高等教育，他们还是会倾向选择应用技术大学。
双元制是中等职业教育这块，学生先和企业签订一个培训合同，这个培训合同签订之后，学校每个星期有1—2天在职业学校上一些基础课，掌握一些基本的知识，有3—4天在企业岗位培训。在职业学校这部分是受联邦州政府主管的，企业那块是受商业和行业协会来协调。这就是双元模式的主要概念。刚才说到的职业学院这几年的发展是非常迅猛，而且模式有很多的变化和创新，就是我现在给大家介绍的双元制大学，它的特点是把职业培训和学术教育结合在一起。
从整个教育体系上来看，德国的教育体系从中学就分流，就让学生有以后我从事什么职业这样的观念，甚至在小学就有一个定向阶段，学生在劳动局在一些机构进行咨询，参观企业或者到企业实践的机会，这是双元制的延续，从中等教育一直延伸，保留了它这些精华的内容在高等教育中有所体现，所以它是连贯性的。社会地位的提升是离不开政策的支持、企业配合和家长的认可。德国有唯一的关于教育的法，叫联邦教育法。规定18岁以前要接受义务的职业教育，学生在中学的时候去企业实习，有时候会占一半的时间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有法律支持下很多劳工纠纷问题和劳动安全各方面都会有一些让大家觉得比较放心的因素。
担忧职教转型还是以指标和项目为导向，而非市场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首先，我们讨论的职业教育或者应用型教育这个问题是转型的问题还是我们现有管理体制和评价体制的问题？我认为主要是现行的管理体制和评价体制的问题。如果你这个体制灵活了，这个职业教育应用型大学有更多自主性，它怎么发展是他们的事，政府来讲你需要怎么转型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自从鲁部长讲话以后，很多的高校给我打电话，说这要怎么搞？有的学校要改名字，有的要应用型本科这个名字。高校不应以行政划分学术型和应用型。我的一个担忧是，这次的转型会不会向高校合并，像我们原来院系调整那样，因为按现有的体制办事最方便的，最能够短期内见效的，是有成绩的。我们讲高校合并主要是采取两个杠杆，一个是升级，另外一个是给项目，给钱。你转型了我就多给你招生指标，你转型了我就多给你项目，依然是同样的方式做这个东西，现有的学校本身就存在问题，你多给我指标我自然往那转，这是被动的转，不是市场主导的，或者自主的，所以这种担心是很大的。职教的病根在管理，政府老是把职业和学校抱在怀里，说我是孩子很可怜，你们都照顾照顾，2000年以后开过全国职教会议，问题解决了吗？没有。要改变这个体制，让职业学校能够自主生成，自主发展，离开政府的怀抱也能够发展，不解决这个问题讲其他的都不行。还有一点，刚刚大家一讲职业教育转型，我觉得这种观念本身后面很可怕，任何东西变化是慢慢逐渐的变化，如果一定要想大的变化，就可能什么手段都用起来了。
我们的学校不缺技能和技术，而是缺少职业精神的传授
北京市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李壑：首先职业教育有没有全球共识的概念？恐怕是没有。比如说刚才介绍德国里面的应用型大学可能不发生职业，德国的教育就认为是欧洲的，其实不是，法国和德国就不一样，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界限？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很多的概念内涵是不一样的，包括我们讨论中很多的概念，应用型、学术型、是不是非常科学呢？其次，我们从这个角度上看看职业教育，自古以来，人人都要有职业，人人都要受教育，哪怕是家庭教育人人成长过程中要受教育。现在观察一下，我们在加速实现工业化或者信息时代的过程中，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容纳的人数是下降的，将来我们的后代总要有一个岗位，这个岗位可能不是第一和第二产业，大量是第三产业，站在这个角度来观察我们的职业教育，如果从装备制造业上考虑问题具有片面性。确实我们工业化要努力完成某些任务，但是大量现在的就业要转到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之外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职业教育应该怎么发展？这是要认真从这个角度思考的。
教育管理部门始终认为学校的脑门要绣上字，学校名字必须加"职业"，为什么？我们教育中存在一种"种性制度"，当然也许不是最主要的矛盾，但是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要克服。鲁部长说职教要转型，我觉得对职业教育是利好的信息，但是这个转型转得不够。所有学校的培养都应该有职业的内容，都应该有应用的理论，特别是职业精神的传授，我们现在缺的不是我们的技能和技术，恰恰是我们很多年轻人就业中缺的职业精神，这一点在任何一个学校，他们将来都要就业，职业精神是我们各类学校都应该在我们教育教学过程中间始终坚持的，我们把这个东西给我们受教育者传授好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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