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城前，张海新和中部许多农村的妇女没什么两样:男人外出打工，女人在家种地、照顾老人孩子。
张海新的老家文渠乡蒋庄村，距离邓州市城区不到10公里，从三门峡到邓州的省道穿村而过。她家就在公路边上。
在多数村民的记忆里，张海新是个女强人。她一个人既带孩子，还单独开起了餐馆。吴甜说，母亲每天起早贪黑，既炒菜又做服务员，进城采购也靠自己，很辛苦。
餐馆售卖当地人最爱吃的猪头肉和窝子面，生意红火，蒋庄村和文渠乡里的干部们是常客。但往往“打白条”。截至2007年，蒋庄村和文渠乡共欠下五六千元饭钱。
张海新多次讨要未果。村委会以张海新有三个孩子，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没有交超生罚款为由拒绝付钱。时任支书吴振德说:“村里的意思是，欠的账就和计生罚款抵消一部分。”
张海新不依，自此和支书及村委会结下了梁子。
“张海新长期揪住我告状。”吴振德说。
2007年夏天，为了陪女儿到城区读初中，张海新举家进城。她在租住的胡同里摆摊卖水果，2009年又打算开干果店。
然而这时，因一块集体用地，张海新被拉回村庄的争斗中。
2009年4月，与张海新同在蒋庄村6组的村民派代表专程进城，请她出马主持维权。
事情的缘由是，1993年，蒋庄村建了一个占地8亩的养猪场，坐落于6组。但对于这块地的归属，村委会与6组一直争执。2009年，村委会将这块土地卖给5组村民吴家庆，当后者挖地基准备建房时，遭到6组村民的阻拦。
6组村民想到了已经进城的张海新:“她告过村委会的状，还在县城做生意，见过世面。”
张海新也没有辜负乡亲的请求。从2009年4月到2012年10月，长达3年半的时间里，她带领6组村民们先后到邓州、郑州以及北京等地上访。
70岁的蒋庄村6组村民栗清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虽然告状是为了集体，但是每次去上访，“车票钱、饭费都是张海新掏的”。张海新的大儿子吴洋说，上访的费用主要是靠他父亲打工赚的钱，家里为此欠下了十多万元债务。
因为张海新的告状，争议的土地依然保留现状。原村支书吴振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被“上面”调查后，“给了我党内警告处分”。
事实上，“组织”和村委会的斗争至今并没有结束。但在村民看来，这无疑是在张海新的带领下集体维权的“胜利”。
在此过程中，张海新组建了“蒋庄6组集体经济组织”。这是她的维权方式——成立新的自己的“组织”。
由于张海新已被逮捕，南方周末记者未能获知，这位农妇设立“组织”的想法何来。
在张海新的指导下，“集体经济组织”的模式还复制到了另外两个乡镇里。马香兰为汲滩镇的“负责人”，王良双为高集乡的“负责人”。张海新本人则为邓州市兼任文渠乡的“负责人”。
“任命”和“选举”
随着“组织”开始“运行”，与政府机关相似的各种头衔、公章、文件随之产生。
司法材料显示，警方搜来了从市政府、乡镇政府到村委的各种“公章”;更有中央部委直接下发的“红头文件”。
这些印章和文件，基本可搭起一个农妇心目中的“组织”图谱。
有媒体描述称，张海新在市政府对面成立了“新邓州市人民政府”，下设文渠乡、高集乡、汲滩镇三个乡镇，马香兰、王良双为其下属。
不过办案人员认为，另立政府的说法夸大了。张海新所签发的各种“文件”，只是假借政府的名义。检察院最后也只起诉伪造国家机关公文一项。
张海新真正做得还算有板有眼的，就是“集体经济组织”。
这位农妇专门购买了《领导干部精彩演讲》、《土地法》、《选举工作》、《行政公文写作》等书籍，自学行政知识。司法材料显示，三个骨干成员均为小学文化的“组织”，还试图招揽“有文化”、“会管理”、“懂法律”的人才。某政法大学的法律专业毕业生还邮寄来了简历和相关材料。
张海新试图让“组织”有组织的样子。比如有“公章”，即上文提及的那枚“中华人民共和国蒋集体经济组织”等等。有“一事一议”制度，还有“选举”。在蒋庄村，村民们选出了包括组长栗清让在内的5个“组织代表”。
一份签发于2013年1月22日的“关于廖寨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公函”称，因“人民政府”需求，任命马香兰为法人代表(原文如此)，廖春洲为村会计。这份加盖有“邓州市人民政府印”的文件要求马香兰等人“依法履行职责，为了人民利益而奋斗，坚决执行一票否决制，依法维护集体人民的合法权益”。
“廖寨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立，和蒋庄村类似——同样与村委会的矛盾有关。
廖寨村临近湍河，总人口约有2600人，紧邻汲滩镇。2012年2月，该村启动镇中村改造的“廖寨明盛社区”项目。2014年4月26日，南方周末记者在现场看到，临河的KTV、茶楼等项目已经入驻。有几座楼房已经建成。廖寨村村委会称，该项目占地300亩，节约土地560亩，“是邓州2012年新型社区建设的示范点之一”。
然而，多位村民向南方周末记者反映，他们的房屋被强拆。65岁的村民廖隧山家里的6间正房6间偏房被强拆后，村里为他找了一处危房。至今，他和两只羊住在一间简易的棚子里。
“村里的政策是拆迁一间正房赔款500元，偏房不赔。”廖隧山说，村民如果不同意，开发商直接把人抬出来，开着挖掘机来推房。这种补偿政策引发了村民的不满。
2012年12月14日，廖春洲的伯母、67岁的廖寨村村民王玉新房子被拆5个月后，向村委会和开发商讨要说法无果，喝农药自杀。王玉新死后，廖春洲开始为其维权，房子被拆迁的其他三十多户村民也纷纷加入。廖寨村村支书廖建湍向南方周末记者否认死者和拆迁有关。
廖春洲的邻居马香兰与张海新熟识，就带领村民向张海新求救。廖春洲找到马香兰，既因为是邻居关系，还因为马香兰是汲滩镇的“负责人”。
张海新替他们维权的方式同样是:干脆设立新“组织”，即“廖寨村集体经济组织”。
廖春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马香兰是由大家选举出来的，“全票当选，由张海新任命，我们的代表可以一票否决。”而只要有一个人觉得马香兰干得不好，张海新就可以将其罢免。
同样的“组织”被王良双复制到了高集乡李岗村孔营组。
能“任命”乡镇“负责人”的张海新却始终没有解决女儿和小儿子的户口。2013年12月，就读于当地最好高中——邓州一高的吴甜因没有户口无法参加2014年的高考，目前辍学在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