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恢复草原植被、保护生态环境而推广多年的禁牧政策，因其对牧民生计的伤害而颇受争议。
在2014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成贵提交提案，建议中国适当调整禁牧政策。
李成贵介绍，从2011年起，中国在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和云南八个主要草原牧区省（区），全面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推行禁牧政策。此外，河北张家口、山西大同等地区也全面实行了禁牧政策。政策的出发点，是治理草原因过度放牧导致的三化即沙化、退化和盐碱化现象。三年过去，政策效果已显现，草原植被已逐步恢复。
但李成贵在调研时发现，禁牧政策带来了新的草畜失衡问题。“‘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不见牛羊’，并非生态平衡。”李成贵介绍，适度放牧，事实上会促进牧草的生长，提高草地产量。有草没畜，不仅是一种浪费，也是对草原文化的颠覆。
另一方面，禁牧政策直接影响了农民收入。李成贵介绍，目前一只羊价格在千元以上。在贫困地区，牧民只要有两只羊，就可以脱贫。
此外，李成贵认为养羊数量减少，一定程度上导致羊肉价格上涨；且植被恢复后，基层干部的防火压力大增。
在李成贵看来，原有的禁牧政策应该进行适度调整，应考虑生态效益与经济效应的双赢。他的基本的思路便是引入配额管理制度。
具体而言，农业部草原监管部门对禁牧以来草原生态变化情况作出监测评估。而后，按照“省负总责，县抓落实”的原则，在专业部门技术支持下，根据草畜平衡的要求，测算合理的载畜量，落实到每个村（嘎查），并分解确认到户，即分配给每户若干养殖配额。
与此同时，养殖配额本身可进行交易。他举例，假设某村有100户，全村核定合理载畜量为500个羊单位，则每户分得5个羊单位。某农牧民愿意多养，可以向其他人购买配额。交易价格有市场决定。“这样，总养殖量不会突破草畜平衡的上限，同时，农牧民内部的利益也得到了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