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耕时节，中国广袤的农地逐渐从南到北活跃起来，安徽省西南小城安庆市望江县的农民宋新元正在施肥下种，耕地流失一直是他心头的隐忧。
“全家原先七八亩承包地有五亩多被一家企业征走了，现在只剩下两亩地。没成想，这家企业却污染了地下水，现在仅有的两亩地收成下降了三成多，秧苗枯死是常有的事。”52岁的老农边忙着播种油菜边无奈地说。
宋新元曾经状告安徽省环保厅行政审批程序违法，但官司没有打赢。
2013年年底公布的全国土地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有5000万亩耕地已经受到中、重度污染而“不宜耕种”，面积相当于两个特大型城市。
中国一直强调18亿亩耕地红线以确保粮食安全。但是快速城镇化、土地流转“非粮化”趋势、日益严重的水土污染都让耕地保护压力重重，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也对此忧心忡忡。
“据我了解，全国耕地总量虽然没有减少，但新增耕地大多位于光照、淡水资源严重不足的地区，或地表土层破坏的矿区。而减少的耕地大多为鱼米之乡的连片平坦耕地。耕地质量下降已对粮食安全造成潜在的威胁，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温福说。
“有的地方上报耕地时，数据存在明显的浮动。从这些现实的情况来看，耕地红线必须保持高压，严防死守，不能让它成为有弹性的糊涂账。”长期深入农村调研的社会学家王开玉说。
在中国北方的辽宁省，省会沈阳市张福安村近千亩“别墅区”侵占耕地的消息去年底一度备受关注。人均仅有1.4亩左右耕地的张福安村，承包地面积再度缩水。
一些代表委员指出，土地违法案件屡禁不绝也是威胁耕地红线的重要原因之一，堵住制度性漏洞当下尤为迫切。在基层，土地使用有时候就是党政“一把手”说了算，造成土地违法案件高发、农民利益受损多发。
国土资源部、监察部等相关部门在2008年颁布《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处分办法》，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违规按情节严重程度给予警告、记过、降级、撤职或开除等处分。
东北财经大学教授肖兴志说，关键是如何增强执行力，只有让土地违法付出沉重代价，才能管住地方政府对农村土地特别是耕地伸出的手。例如，土地违法列入政绩考核，干部进行终身责任追究制，对违法地区停批缓批用地指标。“通过一系列硬约束，才能保住子孙后代的粮仓。”
推动土地有序流转发展规模农业已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在很多地方，土地流转“非粮化”现象严重，造成了耕地实际上的削减。
一些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反映，在农业生产市场化的今天，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种植花卉苗木、大棚蔬菜、特色养殖等高附加值项目成为追逐的对象。这样的“非粮化”项目还被当作“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得到一些地方政府的扶持。
“这种‘非粮化’的倾向愈演愈烈，会导致我国粮食种植面积的减少，必将危及粮食安全。企业进入农业的主要方向应该是农产品加工、冷藏冷链、种子业，还有整个农业技术服务，而不应该在种植领域挤压耕地。”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种粮大户徐淙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