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表示，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有着极大的期待。在提到农民土地确权的问题时，他表示，“土地明确就是人家农民的，这个钱政府就别替人家花了。这个时候，如果再有一个很好的引导，能够让这些资金用到正常的发展中去，还能解决这些人的就业问题。这时候对消费拉动会形成一个正向循环，也是我们所期盼的。”
“不是一般的期待，而是有着极大的期待。”我们与柳传志先生见面时，谈到当时还未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他如此说。
这并非套话，而是肺腑之言。过去五年，中国宏观环境剧烈变化，从金融危机中的一枝独秀进入低速增长阶段，无论联想集团还是联想控股都经历了一次深刻转型。如今，联想集团成为全球最大的个人电脑供应商，联想控股的整体上市计划也在顺利推进。然而，再往前迈进一步，仍挑战重重，甚至风险更大。
柳传志认为，新一轮改革的推进过程中，如何释放民间投资，如何拉动消费，乃至土地确权都应是关注重点，必须让市场成为主导，而不是用政府行为来决定资源配置。
“十八届三中全会本身将是一次明确的政策宣示。”柳传志说，一个好的企业领导人要打造一支强大执行力的队伍，更应注意战略调整。
过去五年联想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如何反思五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
柳传志：三件事，第一是金融危机对联想控股旗下联想集团的影响。由于危机的到来，刚刚并购了以后，联想在技术并不稳定的情况下，受到了巨大冲击，几乎跌到悬崖边上，但利用这个契机我们进行了调整，特别是企业文化的调整，企业战略的调整，领导人也进行了调整以后，走上了新的台阶。未来这个行业在转型中有更大的挑战，有更大的机遇，也有更大的风险。
第二就是联想控股本身。2008年以前就开始部署转型，并准备做一件大事，2014到2016年能够实现控股的整体上市，把原来做实业和投资挣的钱再投入到更多领域的实业中去，这一切都比较顺利。
第三是投资过程中明显感受到了中国的经济放缓。比如我们所投资的企业，带有出口性质的，如果没有调整，随着世界经济的疲软，他们跟着就会产生问题，其中有些企业也进行了调整，取得了大的突破，比如石药集团。
大家可以看到，近年来，有些公司依然还存在，也有些企业都随风飘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好大家就跟着上，经济不好，就可能把投资人的钱给毁了。这么看来，联想这五年，总体进程还是满意的，满意的原因就是在做的时候，每一步棋都踩得比较扎实，不仅有一个方向，往哪走，对每一步怎么走，都有一定程度的考虑。现在，确实挑战最大的是联想集团，他们做得非常好，但要抢到潮流前面，对他们来说也有很大的难度。
转型过程中，是否有痛点存在？
柳传志：所谓痛点主要是下坡的时候，比如说联想集团，那一次调整就有痛点了，那一次突然间金融危机到来，措手不及，营业额和利润大幅度下降，变成亏损了，很危险，那就叫痛点，对控股整个的转型就谈不上这个痛点。
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迅速反弹，美国经历了长时间萧条，而现在中国经济陷入低迷，美国经济迅速复苏，你如何理解这种变化？
柳传志：金融危机发生后，出口一减顿时大家精神比较紧张，国家拿4万亿资金下去了，地方配套的资金更多，我们暂时把这个拉回来。你要接着再往下投钱，将来通货膨胀就会比较厉害，真的会造成更大的问题，但你要不那么做的话，什么东西能够迅速补充GDP呢？GDP其实不是很重要，就业的机会是很重要的，没有这些工厂以后会影响就业，就业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美国在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相对来说心还是比较狠的，严把住了金融，他们认为自己就是在金融上出了问题，所以当时大的投行倒就倒了。然后在科技领域，对能够有效提供就业机会的行业，加大投入和发展，特别是他们解决了页岩气问题，使得美国在能源方面有一个重大的成本降低。
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了全面改革措施，你最关注的是哪一块？
柳传志：把民间投资用好对国家确实非常重要，在金融领域这一块，怎么能够鼓励用好民间的投资、外资以及中国老百姓的民间储蓄，直接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帮助，希望能够有更好的政策。
第二，既然以消费为拉动，怎么能够让人民和老百姓富起来？钱有两个来路，一个就是政府现在做的，节约成本减少铺张浪费，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农民土地确权的问题，这是一个消费的重大来源，土地明确就是人家农民的，这个钱政府就别替人家花了。这个时候，如果再有一个很好的引导，能够让这些资金用到正常的发展中去，还能解决这些人的就业问题。这时候对消费拉动会形成一个正向循环，也是我们所期盼的。
第三就是把创新作为驱动。创新驱动以前说来说去就是技术和经济本身结合不到一起，怎么样能够真的把技术研究单位和企业密切结合，这本身要有所突破。国庆期间，习主席与政治局到中关村[3.43%资金研报]开了一个学习会，我提了一条主要的意见，就是怎么样能够把科技创新以企业为主体，能够落实下来，让经济和科技能够真正结合，再好的创新要变成钱非要在企业里变不可，这个东西是一个机制问题，需要政府认真想办法。
在减少行政审批、取消民间投资壁垒等多个方面，哪个改革措施更重要？
柳传志：减少行政审批是最基本的，很多东西按照市场规则根本就没有必要，会耽误很多时间，而且增加了很多行政权力，这些东西不仅要消耗税收，而且耽误事。我们投资投了很多钱，要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有过多的不必要的审批手续，这是非常典型的。
另外一个是用好财政收入，用好税收。不管怎么解释，中国的税收从企业税到个人所得税，在世界当中税负不算轻，但我觉得主要是钱没有用好，没有更好地支持到弱势群体这儿来。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将会以市场化为基础，更加放宽市场的力量，这些东西都已经有了很多解读。但是在运作中，我相信会有很多困难，是不是真的能够克服好这些困难，我们不是完全没有担心。当年朱镕基政府在1993、1994年的时候，由于经济过热，金融放得过于宽松，决心要把银根收紧，收紧了以后很多企业倒闭，矛盾一度非常尖锐，当时政府就突破了那一关，为后来打下了基础。
未来五年，企业家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能扮演怎样的角色？
柳传志：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提出要让市场成为主导，一旦如此，企业家的作用就得以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就是只负责制定规则，你想往哪一个方向引导，就制定一个有利于哪方面的规则，而不是自己动手去帮助，让竞争不公平。为什么？有了规则大家就开始竞争，竞争之中谁有能力就走在前面，就会有突破。我们就是最典型的例子，80年代末的时候，联想就是通过给外国企业做代理，逐渐具备了做自己品牌生产的能力，但是拿不到生产批文，计划体制没有给我们，于是我们就绕道香港，在香港办了公司，最后国家在发现了我们以后给了批文。结果是，当外国企业全都进入中国后，我们能够和国外企业抗衡，而且最后取得了成功，那时把我们压死不给我批文，现在就没有联想了。
金融将是中国经济改革重要的一个方面，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你如何看待未来可能有的变化？
柳传志：金融方面的一些情况，真的是千变万化，随着新的融资方式出现，银行的作用被减弱，再加上互联网出现以后，典型的像阿里巴巴的金融方式，它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肯定会低很多，这些东西都是会给国家的政策带来新的启发，我们密切注意。现在民营企业能够投资银行，如果联想做银行的话，我们绝对不会按照老的路子去做，我们要考虑新的做法，比如怎么样把贷款和债转股结合。关于筹建民营银行，我们正在和市政府研讨，并不着急，这事不一定抢第一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