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社区化治理”前的大生庄村。
实行“社区化治理”后的大生庄村。王清涛摄
杨桂梅嫁到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大生庄已经32年了。她如今61岁，初嫁时，这里还是一个古老而冷清的村落。村子里的140余座平房院子，大多都是在她来到村庄以后，才陆续建起来的。
这个位于大兴区北部、仅有327名常住人口的村子，30年里一直在北京城镇化的背影下繁衍变迁。这种变迁深刻而细微，它把大生庄从一个传统农业村，变成城乡接合部一个典型的“过渡社区”；也把杨桂梅们从农民的身份中剥离出来，变成以出租房屋为主业的“瓦片儿经济”受益者。
当然还远不止于此。杨桂梅们所感悟到的变化，一直深入到琐碎的生活细节里。随着村里外来人口从无到有，再到7倍于本村村民，村子里的一切都在变，卫生、治安，甚至民俗文化。
作为城镇化的题中之义，农业人口的减少必然导致富余劳动力涌入城市谋生，而由此催生的“城中村”、城乡接合部过渡社区治理问题，成为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中不能回避的难题。这些过渡社区以低矮拥挤的违章建筑为主，环境脏乱、治安混乱、基础设施不配套、游离于城市管理体制之外，内部也缺乏统一规划管理。
这样的“城中村”病，一度也席卷了大生庄村。但从2006年开始的一场试验，逐渐地将这种以“脏、乱、差”为典型症状的顽疾除去。
这场在大生庄开始的试验，名叫“农村社区化治理”，如今已被推而广之，它的另一个不够准确而饱受争议的名字叫“封村”。中国社会学泰斗、社会学会名誉会长郑杭生对它的评价是——“为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找到了突破口”。
(文章来源：法制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