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海南岛黎族先民栽培甘薯的历史最为久远。《异物志》说：“儋耳夷……食薯(按即甘藷)，纺织为业。”西晋稽含《南方草木状》称：“甘薯，盖薯蓣之类，或曰芋之类。根叶亦如芋。实如拳，有大如瓯者，皮紫而肉白。蒸鬻食之，味如薯蓣。性不甚冷，旧珠崖之地，海中之人皆不业耕稼，惟掘地种甘薯。秋熟收之，蒸晒切如米粒，仓圌贮之，以充粮糗，是名薯粮。北方人至者，或盛至牛豕脍炙，而末以甘薯荐之，若粳粟然。大抵南人二毛者，有无一二，惟海中之人寿百余岁者，由不食五谷而食甘薯故尔。”宋赵汝适《诸蕃记》卷下说海南岛“环拱黎母山，黎僚蟠踞其中……以藷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太平寰宇记》则说海南岛的黎族“占藷芋之熟，纪天文之岁”。其中的“藷”即藷蓣科之“甘藷”。这说明甘藷和芋一样，是黎族人民最早种植的作物之一，如同藏族之种麦，华夏族之种粟。直到清代，人们还把甘藷称为“黎峒薯”，应是从黎族引种的。
在这里，顺便了结一桩笔墨官司。北宋苏东坡被贬儋州时，写过一首《酬刘柴桑》诗：“红薯与紫芋，远插墙四周。且放幽兰香，莫争霜菊秋。穷冬出瓮盎，磊落胜田畴。淇上白玉延，能勿过此不?一饱忘故山，不思马少游。”有人望文生义，据此断言番薯之传入中国不是在十六世纪，而是十一世纪(北宋)。这马上被入指为是“关公战秦琼”式的笑话。说者谓苏东坡吃的不是番薯，而是山药(薯蓣)。于是又有入起来反驳，说苏东坡讲的“红薯”本与紫芋同物，他吃的只是芋头羹而已。其实，他们都没有说对，或者没有说准确。“红薯”不是番薯，不是山药（蟠按：此话不妥。只能说“红薯”不是“淇上白玉延”那种山药，但是山药中的一种。详见游修龄先生），也不是芋头。诗中的红薯、紫芋为对文，显然是两种东西。红薯就是薯蓣科的甘藷。据《东坡志林》载，苏东坡谪儋州时，“海南之薯粮(按，即《南方草木状》所说用甘薯切晒而成的“薯粮”)，几米之十六。”苏东坡品尝和吟咏的正是它。甘薯皮紫如猪肝色，诗人为与“紫芋”对称，美其名曰“红薯”，本不足怪。不料却因古今异实同名而引起一场误解。由此亦可进一步证明，《太平寰宇记》中所称“藷芋”并非俗称山药的藷蓣，而是指两种作物，因其在历史和现实上的重要而被作为历法中纪年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