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河池南丹，“中国有色之乡”、“中国锡都”，全国重金属污染重点防控区域、被污染的刁江源头。
一个家、一个村和一个县，对这个产业产生的成本和效益，有着截然不同的算法。
一个家
59岁的韦小强，原来共承包了302亩山地，其中200亩栽种上杉木，每亩平均200株，2002年，为了给三个儿子娶媳妇，韦小强将长了十多年的杉木全部卖出，收入十多万元。
2008年，韦小强花了5万元买下树苗，在300亩的山坡上再次种满了杉树。按照市场行情，杉树的价格已经较6年前涨了两三倍，同样15年左右树龄的杉树，由平均10块钱一棵，涨到了至少20多块钱一棵。
然而这一次，杉树没有再像韦小强想的那样“长得快，长得好”，反而“长不起来”，长了三四年，树苗最高的也才有六十公分左右。如果护理得当，正常情况下，杉木两年长一米。
韦小强是南丹县车河镇坡前村义山屯人，除了杉树不长个儿，他2007年在屋后栽种的3亩多柑橘，也已经大部分枯死，剩下的，“一点点不挂果”。
原来，韦小强还有8亩水田。和村里其他农户一样，2008年以前，他全部种了水稻，一年可以收8000斤稻谷。收获的稻谷韦小强留一部分自己吃，剩下的用来养鸡养鸭，还可以养两三头猪。
2008年，韦小强养了100多只鸡及二三十只鸭子。除了供应自己吃，大部分鸡被拿到市场上卖。每只鸡平均净赚10块钱，也就是说，他一年能够赚个一千多块钱。
但是，2009年，包括韦小强在内的不少义山屯村民发现，他们的禾苗栽种下去之后发生大面积枯死现象，“80%的禾苗都发乌。”
义山屯与金山铟锗冶化公司之间仅隔了一条210国道。
尽管后来韦小强和其他村民补种了秧苗，但那年的稻谷产量比往年减产将近一半。
2010年，水稻的产量也没有达到往年的水平，每亩只有“六七百斤”。
2011年，韦小强的8亩农田只种了1亩水稻和2亩玉米，“够我们两个老的吃就行了。”剩下的一亩出租，其他4亩撂荒。
韦小强也没有再养鸡鸭。
他家屋后的3亩柑橘，也因为不结果被砍掉了。
而在2011年7月，他的孙子韦呈和韦福，以及侄孙韦懿郎，全部在河池市疾控中心检验出血铅超标，8月份，孙女韦宇彤又在柳州市妇幼保健院检验出血铅超标。其中，韦懿郎还不到一岁半。
每个月，这些孩子们可以到车河镇中心医院每人领取30瓶牛奶和30个鸡蛋，作为血铅异常的营养干预。
一个村
在车河镇车河村、坡前村、堂汉村，不管是村干部，还是村民，他们看到的，是韦小强这样的事例不断被重复。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们一致表示，这个产业让他们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收益。
车河村，由于界内正好有以锌矿等有色金属矿为主的拉么矿、五一矿等，在2001年南丹县“7·17”重大矿难事故之前，除了国营的车河选矿厂这样的大型企业，这个村里曾经有二三十个小型选矿厂和冶炼厂。
村干部为记者介绍，1995年，作为车河镇的中心村，靠近拉么矿的车河村的个体商户达到最多的数量，总共有八九十个铺面，本村村民经营的占二三成。
一些村民自己种植的稻谷或者蔬菜，常常销往矿区或者工厂。在五一矿区，人们还记得，由于采矿队和矿工很多，当时形成了一个集贸市场。“一天能卖出去两三头猪。”堂汉村的王立飞这么说。
车河村新步屯的韦永全记得，当时一些本地的货车司机，经常会给矿上或者工厂运石料。
当时的年轻劳动力，不少都有随着包工头组队下井采矿的经历，基本都是临时工。
但2001年“7·17”事件之后，这些情况都发生了变化，非法采矿点被取缔，小型选矿厂和冶炼厂被关停。车河村的个体商户，减少到原来的2/3，五一矿的集贸市场也不复存在，仅有一两家铺面在营业。
2001年后另外一个变化是，在堂汉村、车河村和坡前村，出现了8个规模以上的冶炼企业。
车河村的村干部这样计算有色金属产业在当地发展过程中带来的收益和代价：
收益（就业安置）：
约160人在工业园内的冶炼厂上班，包括冶炼工人及勤杂工等，月工资收入约在1000元至3000元不等。
约130人在车河选矿厂做勤杂工等，月收入600元至1800元不等，收入最高的为建筑工人，基本是临时工。
约30位货运司机偶尔给选矿厂或冶炼厂运矿。
这些人数约占到全村劳动力40%，工资收入水平基本相当于外出广东等地务工的水平。
代价（因环境污染农作物或经济作物损失）：
水稻：约400多亩稻田受影响，减产70%，按原亩产量800斤、单价1.3元/斤计算，损失约29.12万余元。
#p#分页标题#e#玉米：约1500亩旱地受影响，减产70%，按原亩产量约700斤、单价1.3元/斤计算，损失约95.55万元。
柑橘：约1000亩柑橘园受影响，减产70%，按原亩产4000斤、单价1元/斤计算，损失约280万元。
板栗：约1500亩板栗绝收，按原亩产1000多斤、单价2.5元/斤计算，损失约375万元。
桃梨：约500亩桃梨绝收，按原亩产3000斤、单价1元/斤计算，损失约150万元。
杉树（或松树）：7000多亩用材林几乎停止生长，按杉木或松树正常的生长周期，15年树龄成树约为直径10厘米，每亩种植200棵左右，单价25元/棵，每亩年收入约合333元，在污染影响下，估计效益受损50%，7000亩用材林的损失约为116.55万元。
而蔬菜的损失难以计算。
在堂汉村，现任村委会主任李再梅说，她种的豆角，往往要种三遍才可能存活，“只要一下雨，菜就全死了”。她说，天上下下来的，就是酸雨。
堂汉村纳门屯现任队长王立宝也说，在村里有冶炼厂之前，他们家的二三十棵板栗树，以1块多钱一斤的价格，每年也能卖个1000多块钱，如今几乎绝收。这个屯的所有板栗树，去年基本上全部被砍掉了。
砍板栗树的，也包括家住拉高屯的李再梅等人，她家的100来棵板栗树也只长刺球不结果实，干脆砍掉了。她说，早在10年前，全村板栗的年产量甚至超过10万斤。
10年前，堂汉村六桥屯，是政府扶植的“万元田”示范点，也就是说，依靠搞大棚菜，实现每亩收入1万元。在粮食高产竞赛中，农民水稻田的亩产量能达到1200斤。
老支书潘锋家里有几十亩的柑橘园。这样规模的柑橘园原来在堂汉村有6个。过去几年里，堂汉村的3个柑橘园干脆砍掉了柑橘树，全村只留下了100亩地还种有柑橘，潘锋说，亩产量也由原来的1.5万斤，减少到3000斤左右。“有一部分柑橘卖不出去，这个问题大喽。”潘锋说，只要说是堂汉产的柑橘就没人要，一周姓老板的柑橘园里，至今还挂着1万斤没人要的柑橘。
就是付玲养的200只鸡，在传出大量儿童血铅超标之后，也卖不出去了。
堂汉村打昔屯队长王立飞承认堂汉锌铟给过村里一些福利，比如送了15吨水泥帮助村里修公路，年终会给村干部和队长们2000块钱的红包，逢年过节可能给村民送些礼物，或者偶尔赞助村干部和队长们出去旅游……
2008年，车河村污染最为严重的三个生产队获得赔偿。车河村新步屯获赔偿金18000元，瓦厂屯15000元，丰塘屯3000元。
2010年，环保部督办南丹县重金属排放企业环境违法案件，车河村七个生产队获得赔偿。这次，赔偿金直接补给村民个人，赔偿标准分成五个档次：柑橘等水果450元/亩、水田300元/亩、板栗200元/亩、菜地200元/亩及玉米150元/亩。
在堂汉村，部分村民获得了赔偿，比如，板栗的赔偿是每棵2.5~4.5元。
一个县
“（全县有色产业）工厂停产一个月，全县财政损失8000万。”南丹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县经贸局前局长缪芝龙，这样对本报记者讲。缪芝龙管辖的工业园区，就位于车河镇车河村和坡前村。
实际上，南丹县2012年第一个月，财政收入总共也就只有1.06亿。
2011年，南丹全县财政收入为10.02亿，河池全市财政收入50.7亿。
作为河池市首个财政收入过10亿的县，南丹还得到了河池市委、市政府的贺信。作为县长，廖国璋说，财政收入增长的首要原因，是大企业大项目的投产。
当地的本土龙头企业主要包括南方冶炼、堂汉锌铟、吉朗铟业、金山铟锗等，而这些企业，在整个河池市范围内，也可以算是工业龙头。
2006年，缪芝龙出任南丹县经贸局局长时，全县工业总产值是32亿，到2011年他离任时，这一数据已经翻了4番。
如果企业像现在这样，继续停产两三个月，缪芝龙说，县政府就要到自治区财政厅借钱发工资了；如果这些冶炼厂永远关停，“南丹真的要返贫。”
尽管环保局副局长陆红承认南丹走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但同时接受采访的缪芝龙一再希望记者“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缪芝龙说，作为经济支柱，有色金属产业对南丹县的贡献是巨大的：
对工业总产值贡献率达到75%（据南丹县政府工作报告，南丹县工业园区五年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153亿元，2010年全县工业总产值112.21亿元）；
高峰时，最多安置8万产业工人，如今，直接安置3万人就业，间接解决1万人就业，有色产业企业的货运20%依赖于当地汽运司机，有色产业对当地就业的贡献率达到50%；
提供税收（据公开数据，2010年，南丹县涉矿地税收入1.33亿元，“十一五”期间，有色金属对南丹县地税总的贡献率为60.36%，接近7亿元；2011年，南丹全县地税收入为4亿元，有色金属产业贡献率依旧占“半壁江山”；2010年，有色金属产业国税贡献率为79.58%，共3.08亿元）。 #p#分页标题#e#
反哺农业。
1990年，缪芝龙曾经在南丹县北部里湖瑶族自治乡做了一个专题调研，调研结果令他现在记忆犹新：一个四口之家，全年收入仅210元。收入来源包括：采了一些中草药、捉了一条蛇、种了一些火麻（芝麻的一种——记者注），其他为零；而支出项目包括：每个月1包盐，3双解放鞋，用60元买一头小猪，一年买两次猪肉。
缪芝龙说，早在上世纪90年代，南丹是一个国家级“特困县”。
在当年缪芝龙得出“不适宜人类居住”结论的白裤瑶族聚居区，如今却已经通路通车，修建新居，甚至发展起了旅游业和特色农业。
缪芝龙认为这一切都与有色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政府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都靠南部企业的支持。”缪芝龙说，有色金属产业对当地农村的福利事业也给予了支持。
陆红做了20多年的环保官员，曾经是广西第一个乡镇环保站南丹县大厂镇环保站站长，他记得在1988年之前，南丹县还没有设立环保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办一个工厂，只需要他一个人签字就可以。“当时不管是国营厂，还是民营厂，污染都很多。”陆红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从南丹县发源的珠江支流刁江，成为了一条“黑龙江”。
1998年以前，由于上游污染，刁江下游被毁农田达上千亩之多，南丹、金城江、都安三县区10多个乡镇约50多万人受到影响。
据《广西日报》报道，早在2008年以前，南丹县刁江源头综合治理投入资金3.9761亿元，其中企业投入3.8260亿元，县财政投入治理资金1501万元。
报道还曾提到，根据《广西刁江南丹段金属污染治理与环境修复工程项目建议书》投资概算，仅南丹段的修复和治理就需要6.4亿元资金，而整个刁江的治理和恢复，可能需要15亿~20亿元资金。
陆红介绍，1995年至2011年，南丹县财政用于矿山治理、尾矿库整治等环境综合治理项目的经费，将近1亿元。
作为环保部圈定的国家重金属污染重点防控区域，2010年，南丹县获得中央财政1.05亿元，以及自治区配套的916万元，共计1.14亿元，实施刁江流域南丹段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与修复工程项目；2011年度，南丹再次获得中央及自治区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金5913万元。两次共计获得财政补贴1.7313亿元。
陆红说，根据南丹县“十二五”规划，2011至2015年间，全县将投入55个亿，实施100个环境治理项目，重点包括受污染土壤调查及课题研究、能力建设（如在线监测站的建立）、环境综合治理等方面。
55亿资金将包括财政和企业各方面的投入，其中，财政要为民营企业环境保护和治理经费埋单30%、为国营企业环境保护和治理经费埋单70%~80%。
不过，缪芝龙认为“55亿”仅仅是一个预算，实际最终并不一定需要投入这么多资金。
还有一个数据是，陆红说，过去几年里，县环保局因为排放污染而向各大矿企或冶炼企业开具的罚单，每年总额大约为200万，远低于大小企业林立时的1000万。
缪芝龙表示“不要提”环境污染带来的成本和代价，“你把它提出来，其实是很难受的东西。”“为什么以前先污染后发展？这个东西很难讲清楚。太复杂了。”缪芝龙说，毕竟有历史遗留东西掺杂在里面，“追到之前讲不清”。“你现在要谁来解决这个难题，不公平的。”
他说，要考虑到全县还有十几万没有脱贫的老百姓。实际上，很多工业园区周边的村民，是靠在园区的工厂上班回家盖了房，“端起碗来吃饭，放下碗来骂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