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苏、吉林、四川等地，保险公司在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过程中，种植业保险利润低、养殖业保险风险高等问题较为突出。结果，农业保险成了“不赚钱的买卖”，保险公司积极性受挫。
种植业保险：受灾面积难确认
吉林省公主岭市农村总人口约70万，农户总数近17万户。目前，当地在种植业上参保的农户达到13万户，投保品种都是玉米。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公主岭分公司总经理李强介绍，按照制度设计，减产的程度不同，赔偿的标准也不一样。以一公顷玉米为例，九成损失以上算绝收，可获得最高赔偿3000元每公顷，如果减产三成半，则仅赔偿60元。
“由于现场查勘比较困难，定损的时候难以做到一碗水端平，所以遇上普遍受灾的情况，只能是按照上限封顶赔付。”李强说，2007年、2009年的旱灾比较严重，当时普遍受灾。其中，2009年的时候有上万户农户减产超过六成以上，在当地24个乡镇中，有8个乡镇受灾严重按照150%封顶赔付。结果2009年共收保费3300万元，赔偿出去3000万，去掉经营费用，保险公司基本无利可图。
江苏省淮安市政策性农业保险现在由中华保险公司独家经营。由于政策性农业保险面广量大，中华保险公司一家企业难以承担繁重的工作任务。特别是水稻灾后核损评估和保险赔付工作都集中于一时，保险公司人员不足，只能依靠村组干部。
淮安市政府副秘书长吴振华说，一些村组干部没有很好发挥村组核报的作用，导致虚报受灾面积的问题比较普遍。以2008年水稻查勘为例，全市村组干部报灾面积21.6万亩。然而，近百个查勘人员起早带晚历时月余查勘后，最终确定其中的7.8万亩达到了理赔标准，只占上报受灾面积的36%。
养殖业保险：风险过高难拓展
能繁母猪出险频率高，是所有承保险种中赔付率最高的险种，风险过高导致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养殖业难以拓展。
在江苏省溧阳市，人保财险溧阳支公司几乎每天都接到1至2头死亡报案。该公司2009年全市投保能繁母猪1.19头，实收保费71.46万元(农户每年自行承担仅12元)，全年赔付1363头，赔款总计136.3万元，赔付率207.55%。2010年全市投保能繁母猪7140头，实收保费42.84万元，全年赔付701头，赔付总计75.5万元，赔付率176%。
人保财险四川省泸州市分公司总经理王敏说，农户在投保后欺骗保险公司或者对保险标的管理不善或放任不管，也给农业保险经营带来道德风险。在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中，造假骗赔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地方还相当严重。如2008年叙永县有1800多件赔案现场照片雷同，甚至有个别乡镇兽医站人员把同一张假现场照片以10至20元的价格卖给农户造假索赔。
江苏无锡市惠山区农林局局长陆惠东介绍，在实际工作中，发现一定范围内存在少损多报、轻灾重报、争赔款、要照顾的情况。如能繁母猪，虽然在投保时每头投保母猪都有耳标登记号，但在现场查勘时发现有的死亡母猪耳标号难以辨认或已丢失，难以区分哪些是投保的，哪些不是投保的。所以不可否认有未投保农户向投保农户“搭便车”现象。
人保淮安分公司副总经理柏基年介绍，由于历史原因，人保淮安公司的农险业务实际上就是能繁母猪保险一项，险种单一、业务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2010年，在洽谈续签合约时，政府仍坚持维持原有的联办格局和承保方式，在多次协商未果情况下，该公司决定不再续签能繁母猪联办共保协议。
农业保险公司难赚钱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了解到，自然灾害发生频繁的地区和风险高的农户愿意投保，自然灾害少的地区和风险低的农户则不愿意投保。此外，一些地方的农户虽主动上门要求投保，但只愿意选择地势低洼、年年受灾的部分农田投保，而对相对不容易受灾的农田则不愿意投保。这种典型的保险市场“逆向选择”问题使农业保险成了“不赚钱的买卖”。
安华保险公主岭分公司总经理李强说，2010年保费1100万元，赔偿连同运营费用500多万元，赚600多万元，其他年头都是保本。公主岭规模化养猪的比较多，凡是规模大户，防疫管理都比较好，生猪死亡率很低，所以很多养猪大户都没有参保。散养的特别容易死，他们虽然参保的多，但是保险公司很难赚钱。
吉林省的一些干部反映，按照政府引导、商业化运作、自主自愿的经办原则，政策性保险产品条款、费率的制定权在保险公司和保监部门。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保险条款、费率等承保条件大多是由省级财政、农委等政府部门制定的，保险公司只能被动接受。部分条款保险责任过于宽泛、费率水平偏低，保险公司缺少话语权和自主性，使得条款制定和费率厘定不能完全符合保险原理。这也是导致农业保险“赚钱难”的原因。
长期研究农业保险的成都信息工程学院副教授金淑彬认为，保险是以大数法则为基础的，即投保主体越多，保费率越低，保障的风险也越小。然而，目前不少农业保险存在逆向选择的问题，大数法则就难于正常的发挥作用，最终导致：或者农业保险的保费过高，或者经营农保的公司亏损，或者国家补贴太多而财政包袱过重，或者兼而有之。#p#分页标题#e#
再保险几乎空白 农险企业“逆境求生”
再保险作为“保险的保险”，能够有效分散原保险公司风险。然而，《经济参考报》记者在江苏、四川、吉林等地采访中发现，各地缺乏再保险主体，使农业再保险业务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人保财险四川省泸州市分公司总经理王敏说，当地保险经营机构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实行“单独建账，独立核算”。农业保险条款、费率由四川省政策性农业保险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制定。农业保险营运费用由市政府核定，并在政策性农业保险成本中列支，保险经营机构按保费收入的40%安排再保险。
然而，即使建立了这样的再保险机制，由于专门的农业再保险主体缺位，农险公司实际上依然面临高风险，一旦发生巨灾，农保公司难以独立承担赔偿责任。
拖欠保费现象普遍
一些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因而支持农业保险积极性不高。以吉林省为例，目前，农业保险试点采取中央、省、县和农民共担保费的办法，其中县级财政承担15%的补贴，这对于吉林省众多的农业大县来说，财政都很难吃得消，农作物参保面积越大，财政的补贴压力越大。有的一年只有二三个亿财政收入的县市，要一下子拿出上千万资金补贴农业保险很吃力，长此以往难以承受。
安华保险吉林公主岭分公司副总经理朱国学说，群众对经济作物的参保热情很高，但是目前还没有开展经济作物的农业保险，因为一旦受灾，基层财政配套压力非常大。比如西瓜一公顷地效益在五六万元左右，即使保成本也要1万元左右。经济作物的风险比例大，最低也要20%，这就要2000元保费，老百姓自己交400元，剩下的1600元各级财政应该纳入配套规划。但县市一级15%的比例也很难承担。
保费收缴困难也是各地面临的一个共性问题。江苏淮安市政府副秘书长吴振华说，政策性农业保险规定农民自愿投保，客观上受村组统一投保的要求，有些主观不愿意又不得不参加的农民，就在保费缴纳时消极拖延甚至干脆不缴。尤其是有的多年没有出险或出险没有赔款的农民，再缴费时抵触情绪很大。
吴振华说：“农业保险的季节性很强，需要在规定时间内统一完成，一些村组干部在部分保费难以收取又迫于完成参保任务的情况下，只得自己先行垫付，对垫付中无法收回的部分，又容易衍生出灾后赔付时与被垫费者之间收益不清的问题，反而影响了干群关系，甚至社会稳定。”
“封顶赔付”农民不满
无锡市惠山区农林局局长陆惠东介绍，当地农业保险理赔实行的是“超赔封顶”，即惠山区当年农业保险单一险种赔偿总额在当年该险种保费总额(包括各级政府补贴和农户自缴的保费总和)5倍以上部分，惠山区政府及承保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具体到农户的赔偿上，也存在“封顶赔付”的情况。安华保险公主岭分公司副总经理朱国学介绍，现在一头能繁母猪3000元，死了以后按照“封顶赔付”，只赔偿1000元。即使2007年最高的时候，也只赔2000元。然而，目前市场上普通母猪一头猪能卖3000元，这个保额与之相比就比较低了。
他说，“很多老百姓一看母猪得病快不行了，马上就杀了卖了，由于物价上涨，一般能卖2000多元。”食品安全没有管理好，病死肉都上市了。
公主岭市朝阳坡镇中央堡村村书记刘义说，一公顷玉米绝收以后赔付3000元，然而这是按照5年前的两家水平定的标准了，现在玉米价格、种植成本都在上涨，这个赔偿标准还是没有改变。
“起赔标准过高”也使得政策性农业保险这一惠农政策难以让农民满意。朝阳坡镇经营管理站站长姜守明说，在赔付标准上，当地规定种植业损失三成以下的免赔，使很多轻度受灾的农户得不到赔偿，降低了参保积极性，建议放宽这一标准，使更多农户享受到惠农政策。
朱国学告诉记者：“现在的低保额，但难以完全满足农民需求，农民积极性不高，业务也难进一步开展。我们想要调高保额，提高农民参保积极性。但又害怕风险太高，种植养殖业受气候、疫情等影响波动特别大，所以保额标准不能太高，结果企业陷入了两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