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雨了，终于下雨了！”电话里，渔民老刘的声音颇为兴奋，“今年终于有了盼头，就等6月20号休渔期结束，大干两个月。”
就在两天前，在江西省九江市星子县的鄱阳湖畔，记者见到老刘时，他正在渔船上烧水做饭，“湖里的水干了，（渔船）下不了水，（渔民）每天除了打水、做饭，就是看着天发呆。”当时，记者看到，数十条渔船搁浅在鄱阳湖畔，有些船的船底已经开裂。
仅仅几天时间，老天突然“变脸”。老刘说：“看着干旱的湖底吸水，湖水缓缓涨上来，我心里头就高兴。”眼看就要血本无归的时候，一场大雨给渔民老刘带来了希望。
不过，种田为生的老刘表兄却是“才解旱愁又添涝忧”。眼看连场暴雨滋润了饥渴的稻田，救活了渴得奄奄一息的秧苗，不料大雨又将稻田淹没，秧苗被大量泥沙覆盖。倾盆大雨下，老刘表兄为了保收成，不得不把泥沙从稻田里淘出来，再把一株株压弯的秧苗洗干净、扶正……
无独有偶。长江中下游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继出现三季连旱的罕见旱情后，大部分地区从6月3日起出现较强降水过程，虽有效缓解了旱情，但持续大雨又将上述干旱地区推向另一个极端——发生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
专家称，长江中下游“天晴三天有旱情、落雨三天发涝灾”的现实遭遇，实际上是农田水利建设“欠账”太多所致。比如，全国41118座小Ⅱ型水库存在病险问题，不少农村自家庭承包制改革以来，就没再清淤沟塘，导致农业抗灾能力薄弱。
南方多地旱涝急转
记者昨日从江西省水利厅获悉，该省从6月2日开始降雨，4日~5日迎来今年最强降雨过程。突如其来的强降雨已经解除了江西省的旱情，但是，由于强降雨普遍集中在赣北地区，也导致该省个别地方出现山体滑坡、内河堤防超警戒线等小险情。
以江西省宜春市为例，6月4日下午开始，该市发生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全市普降暴雨、大暴雨。至6日上午8时，全市247个雨量监测站点中有238个站点超过50毫米，184个站点超过100毫米，28个站点超过200毫米，以丰城市石江乡石江站282毫米为最大。
受强降雨影响，宜春市江河水位上涨，大中型水库蓄水5.93亿方，增加1.07亿方。宜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于6月5日11时结束全市抗旱Ⅳ级应急响应，并且变抗旱减灾为防汛抗洪。
强降雨导致该市部分地方发生农田受涝、水利工程出险、山体开裂等洪涝灾害。截至6日下午14时，全市51个乡镇2.95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30.6千公顷，紧急转移人员1137人，直接经济损失0.94亿元。
旱涝急转还发生在贵州、湖南等地。新华社消息称，贵州省望谟县5日8时至6日8时持续特大暴雨天气，致望谟县境内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县城被淹，一度停电停水，7个乡镇通讯中断。截至6日20时，已有9人死亡、13人失踪。
此外，湖南共有248个乡镇降暴雨，其中有103个乡镇遭遇大暴雨，多个地方旱涝形势急转。截至目前，湖南湘西、娄底、怀化、张家界4个市州已有122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37.81千公顷，倒塌房屋1046间，紧急转移人口2.77万人，直接经济损失约5.8亿元。
“小农水”多年吃老本
大旱和大涝的转换是如此迅速，让人始料未及，而原因之一是被称作“小农水”的农村小水利多年建设不足管理不善，以至于抗旱防涝的微观基础薄弱。
然而，早在今年5月，记者在湖北省监利县汴河镇郭曹村采访时，该村五组村民曹昌云已道出了个中原因。记者在当地采访时看到，郭曹村的河道沟渠没水了，露出来的是淤积着厚厚泥沙的河道，河床抬高，河道变窄。曹昌云认为，这是因为包产到户30年来，村里的河道、山塘、水库这些调水蓄水的小农水从来就没清过淤，只要下点大雨，农田就会淹水，到了旱季，抗旱的水又进不来农田，因此农作物难免受损减产，要丰收还得“看天脸色”。
曹昌云说，小农水的主要作用就是雨季蓄水，分流水量，减少洪涝，旱季又可以用这些水来抗旱。以前农闲时，家家户户都会出人锄挖肩挑地清淤，一年或者两三年清一次淤，而清淤的土用来加固堤坝，可谓一举两得。“可这么重要的事情，竟然几十年无人过问。现在每天抽水抗旱，过几天再下几场大雨，又都忙着抗洪。真不明白，一劳永逸的事没人做，反复折腾的事抢着做。”近期南方多地旱涝急转，正好应验了曹昌云的话。
水利部统计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初期到家庭承包制改革之前30年，国家总共投资了763亿元用于农田水利建设，而社队自筹及劳动积累也多达 580亿元。但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没有大规模地兴修农田水利设施，有些地区连维修的工作都减免了，很多渠道和水库或被泥沙堵塞，或被用来排放污水，全国41118座小Ⅱ型水库存在病险问题，农业抗灾能力薄弱。
民革湖南省副主委、中南大学教授朱建军以南方某县为例指出，该县200余座水库中有病险库123座，占水库总数的61.2%；5.6万口山塘中的90%以上严重淤积、带病运行，蓄水功能不到原有蓄水量的60%，一次50毫米的暴雨即可使数百处渠道被水冲毁。
机制尴尬
农民曹昌云回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农闲时，大部分的农村劳动力都被动员起来修建沟塘渠堰，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分田单干后，大家都有了“私心”，不去管水利这样的公共工程了。
而“两工”制度的取消又进一步抽掉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发展的基础。对此，曹昌云所在的汴河镇镇长吴俊对此感触良多。据介绍，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后，与农田水利建设有关的公积金、“劳动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被取消，虽然减轻了农民负担，但却给原本就很薄弱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增了负”。“因为乡镇干部不再像以往那样组织农民出工，否则会因‘乱摊派’受批评。”吴俊说，农业税、“三提五统”都取消了，没有其他产业的村组，其经济状况举步维艰，农村公共产品建设陷入“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困境，导致农村道路损毁无人维修，渠道、堰塘等农田水利设施得不到有效维护，“所以许多农村周边的浇灌设施就成了没娘的孩子无人管”。
“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教授调研亦发现，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一度在冬春农闲时节兴修水利工程、植树造林、维修乡村道路以及防汛抗洪抢险等方面发挥显著的作用，为农村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两工”取消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新的投入机制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全国农民兴修农田水利投工量持续减少。郑风田搜集的一组数据显示：1998年农田水利投工量超过100亿个工日，到2003年减少至47亿个工日，2004年更是降至不足30亿个工日，到2005年全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民投工量比1998年下降近70%，完成土方量下降59%，改造中低产田面积下降38%，新增恢复改善灌溉面积减少35%。
朱建军则指出，农田水利建设的资金投入占全国水利投资比重也偏低。水利部统计数据显示，1980年~2008年，全国农田水利投入仅占水利基本建设平均比重的6%，全国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
朱建军以湖南省为例分析称，根据《2006―2015年湖南省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规划》，该省每年需投资13.74亿元，但实际投入还不到十分之一，建设需要与实际投入存在巨大反差。同时，中央用于农田水利建设的投资虽然已从2005年0.12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1.94亿元，但由于取消“两工”后，国家投入政策与减负政策相矛盾，地方投入缺口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相关配套资金难以落实，导致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资金缺口巨大。此外，水利项目申报前期如专家评审、设计和相关费用惊人，基层财政无力负担只能望水兴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