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民工荒”“招工难”问题愈发突出。对此，有专家指出，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中国长期被抑制的劳动力收入将迎来抬升的转折。那么，人口红利究竟是什么？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又会对国民经济和百姓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呢？
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贡献几何
所谓“人口红利”指的是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
为了便于分析，人们将总抚养比小于50%(14岁及以下少儿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之和除以15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称为人口红利时期，进入人口红利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打开，退出人口红利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关闭。而人口总抚养比超过60%时则为人口负债时期。
人口红利并不意味着经济必然增长，但经济增长一旦步入快车道，则人口红利势必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助推剂。由于年轻人口数量增多形成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提供给经济发展相对便宜的要素价格。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廉价劳动力是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点，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中表现得较为明显。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能持续保持高增长，得益于中国独特的人口结构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人口结构较好，社会就可以获得充足的劳动力供给。1983年～2000年，中国的劳动适龄人口快速上升，总抚养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在26.8%。也就是说，这一时期我国可以获得的人口红利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占到26.8%。
根据这一研究结论，蔡昉对社会上流行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伴随就业同步增长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认为，实际上，农村改革以来，广大农民从土地上逐渐解放出来，先是转向乡镇企业，接着向小城镇转移，再接着大规模向城市和沿海地区转移。因此，经济增长的每一步都吸纳了大量的城乡劳动力。
虽然从个人来说，工资水平似乎增长不快，但从整个国家来说，由于最大限度地扩大了就业规模，总体上还是使得居民收入水平得到提高，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弥补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缺陷。就此而言，我们每个人都是改革的受益者，也是人口红利的受益者。
“刘易斯拐点”在哪里
与人口红利相对应的概念是“刘易斯拐点”。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直至枯竭的那一刻，就是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这一观点是第十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阿瑟·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首先提出来的。刘易斯是美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专家，他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中，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经济学界把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往往是人口红利消失的前兆。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口红利的消失就意味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在剩余劳动力消失之前，社会可以源源不断地供给工业化所需要的劳动力，同时工资上涨速度很慢。直到有一天，工业化把剩余劳动力都吸纳干净了，这个时候若要继续吸纳剩余劳动力，就必须大幅提高工资水平。否则，农业劳动力就不愿进入工业领域。
根据刘易斯的理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一个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其突出的特征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为工业化提供低廉的劳动力供给，工资增长较慢，雇佣关系不利于劳动者，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按照发展的逻辑，这个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短缺，增长方式实现一个质的飞跃，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
此后，经济学家拉尼斯和费景汉等人又对“刘易斯拐点”进行理论上的说明和分析，认为二元经济转化过程中，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将会伴随着几种显著变化：一是工业领域实际工资水平第一次显著上升，工业出现资本深化现象；二是农业部门商业化；三是恩格尔系数发生变化，人们花费在食物中的比例显著下降；四是人口类型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向“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再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