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新一轮深化医药改革进入既定第一阶段的“收官”年,公立医院改革仍然在攻坚阶段,而基本药物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也开始逐步显现,亟待更深入的调整和突破。
药价是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中最敏感的神经。而在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政策框架中,对基本药物和补充药物统一招标采购的规定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但制度实施一年多以来,对于招标价格的争议似乎从未平息。在基层医疗机构抱怨药价虚高的同时,制药企业也在叫苦。在他们看来,有些基本药物的价格实在是压得太低了,甚至超过了成本价。实际上,各省参与基本药物招标的制药企业,从投标之始就感受到了价格压力。而一味的价格虚低就有可能伤害到药品的质量安全,毕竟,药品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那么,基本药物价格到底该定多高?怎样的价格才能让制药企业和患者都能接受?一年多的时间,似乎尚未有一个两全的答案。
因此,延续上年对新医改中基本药物制度的集中讨论,今年“两会”时,基本药物制度推进过程中的招标采购这一最现实的问题,继续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焦点。
第一财经日报:在2009年底正式开始至今的一年多时间里,基本药物的生产供应目前究竟如何?入围供应的企业有何感触?
全国人大代表、步长集团总裁赵超:
为什么大企业在基本药物招标过程中不断退出?
我们有20多个品种的基本药物品种,但是在考察了各地的招标价格后,我们最终决定不去参与。
事实上,不只是我们,行业里不少大企业,在简单核算成本和招标价之后,都慢慢地暂停了基本药物的供应,因为这个价格不可能做出来,也不可能长期供应,这是个不正常的现象。如果超成本长期供应,要么就是减低物料投放,要么就是长期赔本供应,这对已经成熟的品牌企业来说,都是难以为继的做法。
尤其是在中药行业里面,在目前的招标压价体系下,出现了“此药非彼药,彼药非此药”的行为,即从药品检测中发现,同一个药品,含有不同的成分。
我更担心的问题是,一旦行业竞争走入了简单的价格竞争,小企业违规成本低,往往就在市场竞争中对大企业形成不公平竞争,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长此以往,对行业的发展会带来很大伤害。
全国政协委员、科伦药业董事长刘革新: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一个意在普惠的制度,是从国家层面推进的民生工程,现在的问题在于执行。
坦率地说,国家基本药物现阶段的执行情况,已经导致了基药生产的碎片化,现在基本药物生产的主流企业很多都觉得很困惑,这是很好的市场和政策,但现实中超低价中标价格的混乱,确实也已经成为影响制约行业发展的重要根源之一。
以安徽和山东基本药物招投标过程为例,60粒/瓶的复方丹参片只有元,甚至不高于市场上任何一瓶饮料,这样的价格是否能保证足够的药物投料和长期质量稳定。
更应该思考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企业明明知道价格已经严重超出成本了,还要陷入低价争夺,是不是我们招标的制度设计有需要修正的地方,我们非常希望政府能够全面介入调研。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康莱特集团董事长李大鹏:
浙江省基本药物目录中的丹参注射液定价,是按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物价水平定的标准;业内众所周知的大输液不合理定价,甚至低于一瓶普通矿泉水,这些现象发生在治病救人的药品身上,就是很危险的事情,长此以往,企业能撑多久,质量怎么能有保证。
企业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特别是政策环境。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辅仁药业董事长朱文臣:
招投标平台必然是低价,这是一个规律,但是现在的价格已经低到企业接受不了,甚至低于成本价。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以这种价格作为导向,那怎么保证质量?
在招标过程中我们感受特别深刻,因为企业品种多,每一次做招投标,一般都会有几百个品种同时参与投标,除了基本药物的招标,还有非基本药物和医保药物的,往往我们一个政府事务部四五十人全部工作都忙不过来。而且,药物中标之后,品种实际的生产配送保障又是一个大问题。
日报:在社会各界还在讨论药价虚高问题的时候,为什么今年“两会”代表委员更多地呼吁政府关注“药价虚低”?
全国人大代表、石药集团董事长蔡东晨:
现在的基本药物招标中唯低价是取的倾向直接导致了不正常的“药价虚低”,事实上,在行业内,大家心里都很清楚,药价虚低比药价虚高更危险,因为它在造成药品长期发展不可持续、影响基本药物供应的同时,还隐藏着更大的质量安全风险。
以头孢曲松在安徽和山东两个省的招标结果为例,安徽中标价是元,山东中标价元,这是成品药的价格。而原料药的价格就已经在每公斤元上下,正常分装一瓶是1.1克,就是元,瓶子8分钱、丁基胶塞元,其余的纸盒、标签全都不算,最低成本就已经超过了元,按照中标价怎么可能做得下来,又怎么能够保证供应? #p#分页标题#e#
我认为,基本药物制度本身是执政理念的体现,就是让最广大的人民享有最基本的医疗服务。药品首先保证它的安全有效,安全是第一位的,有效是第二位的。如果招标体系变成了一味压价的过程,不看重质量,只是让价格最低的进入,这样靠低价取得的药品,对公众和制药行业来说,都不是最理性的选择。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熊维政:
药品招标完全靠低价是不行的,也是很危险的。
我们做过调研,中标的60片/瓶的复方丹参片中标价是元,可它的成本是元。我们就要问问,怎么能生产出这样的产品,这样严重违背价值规律的东西能放心使用吗?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神威药业董事长李振江:
国家制定基本药物制度是很正确的,我们也都非常拥护这个政策,但是在各个省招标方面,我们企业就因为价格没有优势,被一些小企业靠低价抢走,有的可以说是以低于成本价的代价抢单。
我们担心的是,长此以往,这样的做法不仅对企业信誉会产生影响,也会对行业信誉造成损害,更会对公众健康产生危害。
日报:为什么今年在向“两会”提交的建议和提案中,中药界代表委员对招标问题的看法更为集中?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药都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晓恩:
近一两年来游资在中药材市场的炒作非常明显,暴涨十倍的三七并不是个案。但药物的国家定价还并没有实现原材料的联动,企业只能想办法维持,国家给一瓶100片的丹参片定价元,但实际上仅药材成本就已经在元左右了。
建议国家制定药物招标上限和下限的合理平台,搞好基础调研,科学计算药物的合理价格,究竟市场上的药材制造成本多少钱,设一个合理的平台招标价格和指导价,对于中药这种高度依赖原材料的行业,对这一点的体会也特别深刻,需求也更加迫切。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耀志:
中药的恶性竞争非常严重,以六味地黄丸为例,全国2000多家中药厂就有一半都在做这个产品,同类品种多直接导致的最典型的恶性竞争就是压价。
这种情况下,各地招标过程中的压价竞标就更加雪上加霜。中药行业非常讲究药材产地和疗效,不同产地的同一种药材价格就可能相差几十倍。为了品牌,大企业在这块的成本不可能一味压缩,但现在的问题在于,招标价格确实已经远远低于实际的成本价格,中成药的品质和疗效都很难保证,对中药这一民族产业和民族文化的保护恐怕都会带来影响。